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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2021,(6)
近年来,民粹主义动态频频、兴风作浪,借助网络在西方国家有了新的表现。网络无国界,网络民粹主义在我国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一是与极端思潮合流,形成排外、仇富、闭关三种极端倾向;二是主要参与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三是"饭圈"群体具备一定网络民粹主义色彩,其背后是资本力量在推波助澜;四是暴戾情绪和制造对立是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的直观感受;五是"后真相""舆论反转"等媒体景观日益增加;六是民粹主义者利用人们的"看客"心态,刻意制造话题并放大事件影响。这些新特征新趋势给我国发展带来挑战。应对挑战要求我们做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创新治理理念,破除传统的国家统治型管理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拓宽沟通渠道,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社会本体问题即民生问题,破除就话语论话语的操作窠臼;巩固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正确处理"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关系;深入研究人们在具体"引爆点"上的心理取向和情绪动向,对未发生的舆情走向做好分析预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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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代表性危机的结果。从政党政治的角度,主流政党疏离社会、融入国家,由代表组织转变为统治机构,导致政治回应性的弱化。主流政党代表功能的萎缩,促使社会成员转向民粹主义的替代模式。为了控制政策议程,民粹主义政党仍然需要遵循选举政治的逻辑。民粹主义固然挑战了主流的民主模式,但它同样可以在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重构政党体制,扩展政治代表的渠道。只有客观地分析国家、社会与政党在代表性建构中的互动机制,才能准确地认识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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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情感动员主要包括“悲情式”情感鼓动、“抗争式”情感激发、“闹大式”情感渲染、“狂欢式”情感宣泄等主要模式。通过“苦难”叙事激发普遍同情和愤怒,形塑“人民—他者”二元对立的话语空间,借题造势制造“民意至上”舆论审判,戏谑化表达煽动象征性“大众反叛”,是网络民粹主义情感动员的惯用手法。面对网络民粹主义多元化的情感动员及其潜在威胁,应该采取系统化、制度化、差异化、协同化的疏导策略,以社会公平正义消弭网络民粹主义负面情感,以完善的民意表达机制吸纳网络民粹主义自发性话语热情,对不同类型和阶段的网络民粹主义情感动员进行针对性情感导引,建构“技术—法律—道德”相结合的复合式情感规约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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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2015,(6)
本文首先将福利民粹主义界定为民粹式的福利超载,即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为了获取"人民"的支持或践行其政治理念,强力推行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带有"政治性分配激励"色彩的社会福利政策。在此基础上,结合拉美地区和泰国的经验,本文归纳出了福利民粹主义的生成逻辑:客观条件方面,贫富分化导致的严重社会分裂使得民粹式的社会福利政策具备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缺乏法治和社会基础的民主制度则使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有机会绕开体制,实施"福利赶超";主观推力方面,民粹主义政治人物首先使"人民"聚焦于已经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加剧社会分裂,以吸引"人民"的政治参与和支持,在获取政权后则通过目标指向明确的高强度社会福利激励,将来自"人民"的支持持久化。当然,也不能否认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乃至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的政治理念在福利民粹主义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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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底层通过互联网的技术赋权与话语赋权,以话语策略生产参与公共政策的博弈,如参与公共事件舆论、社会运动等,集体聚合来影响行政权力。网络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仍然为民粹主义,其具有民粹主义反抗精英、推崇人民、批判性、暴戾性、非理性的基本特征。结合网络民粹主义反话语表征,可以发现其内在机理与背后折射出当前社会的发展弊端。以此提出改善民生、阶层糅合,话语融合、平衡阶层,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建设,网络社会组织的赋权,提升公众参与网络舆论表达的实践能力来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滥觞进行消解,从而使公共政策能够真正回归至公共利益的诉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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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转型、政治变革、心理嬗变、文化发展等多种宏观因素嵌入微观的网络空间并持续发酵所致。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了阶层分化、利益调整和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大众对于平等的朴素诉求在网络空间以民意的方式迅速聚合和集中表达,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的民意聚合机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民众高涨的参与热情与制度性吸纳相对不足,人民话语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裂缝,构成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参与机制;线下大众心理的网络投射、网络大众心理的生成和极化网络舆论的集中表达等环节,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的舆情极化机制;商业利益推动下的网络文化媚俗逐利趋向,大众娱乐狂欢隐藏着对精英文化的抵制和解构,二者共同构成网络民粹文化的生成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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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峰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5):24-31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晴朗的网络空间”等要求,明确了新时代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方向,凸显了警惕民粹主义网络化(即网络民粹主义)的新风险。网络民粹主义传承了传统民粹主义的“极端平民化”内核,通过非理性话语体系和网络参与的失范性行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社会引导力,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与多元社会思潮的交锋力。鉴于此,我们必须正视改革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机制,规范民众相处的社会秩序,打造开放民主的网络参与平台,提升民众政治参与及网络道德水平,综合运用技术、法治手段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以达到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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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原本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由于其依附洋人的经历和"代理人"角色,在革命动员中,经过政治宣传和诠释,买办话语被扩展到泛指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服务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人。买办在一定程度充当了革命年代社会动员和反对西方势力的代名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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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话语体系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民"概念,是在扬弃西方和中国古代"人民"概念原初指涉,借鉴并融合近代西方、日本的"人民"概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和人民主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不是一成不变或业已终结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社会历史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范畴。要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目前发展态势做出正确的解读,就必须从发展史的角度,明晰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人民"概念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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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2021,(3)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需要在深入解析西方"宪政"话语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理解西方"宪政",不能脱离其原初置身的特定"文明情境",如此方能避免掉入"普世价值论"或"阶级定性论"的窠臼,从而把握人类政治治理的基本问题,即主权者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理性与意志的平衡问题,国家能力、政府责任和法治的统一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应与解答体现了对西方"宪政"话语的超越,包括借鉴吸收了西方"宪政"话语的合理内核,在根本上是为了服务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强调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基本框架下进行法治建设,为实现"善治"而更加注重治理权的积极作用,基于中国文明情境而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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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强弱与其话语方式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和认同的程度息息相关。近年来,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不断扩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面临新的挑战,为此,要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表达方式,使之契合民众的认知结构、话语结构。当前,应注重从三个维度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话语方式,即主体维度,着力打造一支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客体维度,创新契合现时代需要的大众话语体系;载体维度,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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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世界的利益矛盾逐渐向网络空间迁移和聚合,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多元意识形态交流交融和交锋的新场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的重大论断,鲜明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争夺和维护,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久稳定,事关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在建构过程中遭遇西方话语霸权挤压、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网络治理困境、网络话语资源结构冲突等问题。为此,要建基于"破"与"立"的问题意识,实现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批判及话语体系创新,破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构困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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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掀起新一轮的民粹主义思潮批判热潮。自此,民粹主义思潮批判发生明显的话语转向,主要表现为批判内容的杂糅化、批判话题的偏离化、批判主体的扩大化、批判方式的诱导化和批判视角的多元化。可以说,这是新形势下社会思潮相互碰撞、意识形态激烈斗争和经济权力紧张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转向后的民粹主义思潮批判以极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针对性,严重干扰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动摇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甚至直接冲击国家的安全防线。为此,必须实事求是、立场坚定,及时有效地采取应对民粹主义思潮批判话语转向的科学举措。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