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战后经济政策变迁刍议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即"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辅以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于二战后在联邦德国确立。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竞争秩序。但是,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政策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既定和一成不变的,须在经济理性与社会关怀相结合的原则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成为一个各种社会目标"共容"、不断演化和开放的经济社会秩序。因此,这一模式的经济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处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极大张力之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甚至异化的表现形态。     

欧洲经济模式评析——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

统一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以及协调的欧盟经济政策结构是欧洲经济模式的基础。欧盟的经济模式是欧洲内部若干子模式结合的产物,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的原则对欧洲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德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之间有四点相似的特征。欧洲经济模式的特征是寻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均衡发展,是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通过采用基尼系数和全球竞争力指数对欧盟国家的效率和公平状况进行综合比较,在欧盟内部存在着4个略有差异的子模式,表明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模式的演变机制

从1997年欧盟委员会开始制定欧洲就业战略,采用开放治理法,协调成员国劳动力市场政策至今,这种新的治理模式已经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试着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入手,比较这些模式的迥异性,阐述欧盟层面上的劳动力市场治理模式,探究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演变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欧洲就业战略和新的治理模式对成员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趋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欧盟层面上的劳动力市场欧洲化进程或许是不可逆转的,开放治理模式很有可能演变为协调欧盟层面上其他社会政策的主流模式。     

内部市场竞争与国际市场竞争力何以兼得?——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新趋势探析

近几年,政府与市场关系再次成为欧盟及西欧主要国家的讨论热点,而如何处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也成为当前欧盟经济界关注的前沿性问题。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由来与演变,着重剖析了近年来这两项政策的新进展以及两者关系的新发展趋势。总体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欧盟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分水岭,此后受到欧债危机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都经历了深刻变化,两者关系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由“主从”框架下客观上的功能互补逐步转变为围绕欧盟整体发展战略的主动的密切协调,两项政策共同致力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兼顾维护内部市场竞争秩序与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两大目标,而这也是欧盟推进“开放性战略自主”的关键所在。作为这两项政策密切协调的集中体现,带有“大项目”特征的“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的落实也值得跟踪研究。     

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基于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分析

虽然"有效的多边主义"是欧盟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路径,但在周边治理中,欧盟仍然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特别重视与第三国公民社会的联系。欧盟不仅对欧盟新老成员国的公民,而且还对当前和未来邻国的社会凝聚力和经济活力保持关切。此外,欧盟更强调在周边区域内维护安全与稳定。欧盟已经展示出它在邻国建立制度性规范同时不扩大成员国数量的能力。与通过扩大政策实现的"规范外化"相比,欧盟通过邻国政策在周边建立的规范,在对象国不同部门中的适用程度存在差异,其贯彻执行更为松散。在现阶段,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主要特征为以条件性为前提的科层制治理正逐渐向水平化的网络化治理转移。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欧盟经济政策目标的历史性分析

《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经济政策同时追求稳定、增长和凝聚这三个目标,由此构成了欧盟经济模式的定义基石,确定了以稳定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组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在凝聚目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保证了欧洲经济的稳定目标;而增长目标的实现则乏善可陈。里斯本战略的本质就是实施经济结构改革以使得欧盟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凝聚的环境中享有高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虽然由于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盟成员国更为关注通过经济增长走出困境,但是欧盟"三合一"的经济政策目标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里斯本条约》与社会市场经济

《里斯本条约》将欧盟经济界定为一种"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社会市场经济",这是欧盟首次将"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写入欧盟的条约。本文通过对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回顾,以及在欧盟层面关于社会市场经济争论的分析,认为将欧盟将经济模式界定为"社会市场经济"将使欧盟经济模式与美国经济模式的差异更加凸显,并且促使欧盟内部的子模式朝趋同的方向发展。     

试析欧盟发展政策的新特点、新取向和新功能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的发展政策是以"洛美协定"模式为基础。90年代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的发展政策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来的经济利益和道德的思考框架,成为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导向的、系统而全面的综合性政策。许多与国际安全、地区稳定、移民、环境等相关的问题领域都纳入到了发展政策框架之中。欧盟通过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积极传播西方价值观,促进受援国伙伴建立民主与良好治理的政府。欧盟注重发挥"软实力",以欧盟的发展理念和行动影响国际援助发展进程,并使发展政策成为欧盟多边主义外交活动的重要领域。     

欧盟经济外交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多层治理结构下的欧盟对外决策主体具有多层性和多元性特点。为了规范联盟治理体系和增强联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通过不间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联盟的"善治",这种"制度依赖"进而外溢为欧盟经济外交的规制性特征。在制度规范下,欧盟独特的集体决策模式使欧盟成为"易守难攻"的"欧洲堡垒"。受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影响的欧盟经济外交特点,逐渐成为影响中欧经济外交的内生变量。本文选取中欧纺织品争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中欧光伏争端作为案例,分析了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如何影响欧盟经济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欧盟外部治理转向分析：从扩大到睦邻

欧盟的外部治理以欧盟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运用欧盟的软实力，通过推广价值观与规范来影响和塑造周边国家，包括扩大与睦邻两种方式。目前欧盟外部治理的重点由扩大政策转向睦邻政策。欧洲睦邻政策的设计得到了欧盟扩大经验的诸多启示，但是睦邻政策没有入盟的终极诱惑，欧盟不能在周边国家推行像对入盟候选国那样积极和消极条件性并存的治理模式，睦邻政策因而不能取得像扩大政策那样显著的效果。     

产业政策实践与美欧关系中的摩擦和协调

修复并提升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大飞机、半导体和电动汽车三个关键的制造业领域,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各自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塑造了美国与欧盟在产业政策摩擦与协调中的激励环境和议价能力,推动双方在不同行业形成了差异化的竞合模式。产业政策议题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引起的外交分歧,不仅缘于争夺市场份额的经济逻辑,也缘于双方经济体制差异而导致的制度性摩擦。拜登政府强势的产业政策实践,对依赖竞争政策进行经济与产业治理的欧盟造成显著冲击。面对美国强加的竞争压力,欧盟在实施产业政策与维护单一市场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在经济与产业领域合作制度建设的滞后,也制约着双方化解产业政策摩擦与深化合作的能力和效率。     

欧盟治理下社会伙伴的角色变化

欧盟/共同体层面的制度建设改变了社会伙伴的偏好、兴趣以及思想,将他们吸引到"欧洲社会共同体"中。社会伙伴在欧盟治理的传统模式——共同体方法下,发展社会对话、参与三方会谈并为立法提供咨询;在《马约》签订后,借助社会伙伴程序,社会伙伴享有了直接参与立法的权利;而在欧盟新型治理模式——开放式协调法下社会伙伴又与公民社会一道在欧盟的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监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对社会伙伴在标准立法程序、社会伙伴程序以及开放式协调法三种决策机制下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力求从一个侧面反映欧盟治理的特征。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

本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出发考察有组织劳工尤其是欧盟层面最重要的跨国工会组织"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在金融危机前后对欧盟机构经济和社会治理政策的影响。文章认为,"欧洲工会联合会"大体上是在欧盟机构"新自由主义妥协"的思想和物质权力结构影响下开展活动的,在思想和行动上对欧盟机构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工会虽然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却并不质疑欧洲的新自由主义一体化方案,也不挑战其社会经济基础,因而严重限制了其斗争的成效。     

欧盟的非正式治理模式刍议——以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为例

不同于对欧盟的主流认识。欧盟各个政策领域中背离正式规则的政治实践无处不在。就欧盟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机制而言。特定政治风险与正式规则的组合会形成非正式治理的变革窗口,而特定的认知框架则会促进或限制非正式治理的发生。本文主要提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种类别的非正式治理,然后将现有文献中众多的非正式治理模式按照不同的非正式治理类别和政策阶段做出完整的类型划分。最后。本文认为在欧盟难民政策实现共同体化以后,只有部分国家面临难民风险,加上难民问题的安全化认知导致难民政策一直由去中心化的非正式治理主导;但是近期由于难民问题发展成为席卷整个欧洲的危机以及欧洲民众对难民问题认知框架的改变,难民政策的非正式治理受到了限制。因此,对难民政策的考量还将放到非正式治理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中以及一体化发展程度等宏观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     

欧洲社会联盟实现模式之探讨

至今没有关于欧洲社会联盟统一、明确的概念 ,通常把欧洲社会联盟狭义地理解为欧洲社会政策。笔者认为 ,欧洲社会联盟在广义上可以定义为“欧盟各成员国统一所有与确保平等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相关的政策领域 ,而且是统一在与欧盟整体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水平上”。至于实现欧洲社会联盟的模式 ,已经实施的有“最低水准模式”和“协调模式” ;尚在讨论中的实现模式中 ,“第 1 6国模式”是设立一个超国家的社会福利机构作为可选模式 ;“走廊模式”是为各成员国的总社会保障支出比例确定一个“走廊” ,而“社会福利蛇形浮动模式”是为各成员国的各单项社会保障支出比例确定一个“走廊”。文章最后概述了欧洲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观点 ,并从现实主义视角分析了影响欧洲社会联盟前景的若干因素。     

欧盟实践“均衡与稳定”基本价值观——以地区发展政策为例

欧盟本身可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成员国为了获取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一体化是其采用的主要形式。欧盟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以均衡与稳定理念为指导,发展了地区政策,在承认欧盟内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凝聚成员国的力量走向既定目标。《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为欧盟大家庭下各成员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建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为继续推动均衡与稳定基本价值观指导下的地区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发展环境。     

欧盟的新冠危机治理——基于政策工具的跨界危机治理逻辑

本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跨界危机属性,通过政策工具视角探究欧盟治理体系如何化解危机。欧盟新冠危机发展成为包含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等的综合性跨界危机。对此,在经历早期的分散化国家治理后,欧盟治理在卫生与紧急事件应对、经济应对、欧盟复苏条件准备三个主要方面实施诸多政策行动。这些政策行动可以被四类政策工具所囊括:信息、权威、财力和组织。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经历政策工具组合所形成的治理类型的变化,从程度较轻的、简单的多层面工具组合的孤岛式国家治理,发展到复杂的多层面政策组合的欧盟治理,从而展现出内部治理进程上的明显调适与进步。欧盟新冠危机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是其跨界危机属性的政策逻辑需求、欧盟治理体系制约下的制度供给回应、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积极自主行动的合力。综合四类政策工具带来的治理变化可以发现,新冠危机对于欧盟治理的整体影响是全面的渐进深化和局部的范式性改变,而政策工具的分析视角能够较清晰地呈现出欧盟新冠跨界危机治理的样貌和逻辑。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反思——一个秩序政策的视角

本文以秩序政策为视角，对欧肯的竞争秩序理论和米勒-阿尔马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对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德国的建立过程和重要节点进行了回顾，剖析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质内涵和发展轨迹，指出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

欧洲一体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因为正确处理了一体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其经验可以概括为:从公平着眼实现效率目标。欧洲一体化从关税同盟起步、经统一大市场直至经货联盟,经济效率得到了较快提升。但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程度的不公平。为此,欧盟主要从三项共同政策着手来加强公平目标、保证经济效率,即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地区政策和社会政策。在共同农业政策领域,欧盟注重强弱势产业之间以及农业内部的公平与效率平衡;在共同地区政策领域,通过欧盟与成员国两个层面,解决市场一体化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在社会政策领域,通过促进就业等措施强调社会融入和人文关怀,谨慎地调整成员国过分强调结果公平对经济效率的抑制机制。这些反市场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市场一体化给社会公平目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欧洲一体化能够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经济效率的提升为实现公平目标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公平目标为经济效率的实现提供了机制化保证。不过,经历新一轮的扩大之后,成员国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挤压了欧盟原有政策的实施空间,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将成为欧盟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