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的权力配置维度:从思想的成长到原则的设计

权力配置作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阐发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时正式使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权力的结构安排。从权力配置的思想脉络来看,大致分为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非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大都包含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彼此形成一定制约关系的理论逻辑。其最终以分权制衡思想模型而相对固定下来并被部分西方国家付诸实践,但其既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又存在无法确保权力运行高效化的弊病。与权力配置的分权制衡模型不同,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更青睐"权力属于人民"原则,主张实现代议民主与人民主权的辩证统一,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的权力制约实践拓宽了理论视野。就权力配置的原则设定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权力配置思想存在理论分殊,不同国家的权力配置实践也无法简单移植,但是权力受限、权力法定和权力效能则是在以权力的科学配置来推进权力的有效制约时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     

国家权力网络结构视域下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差异与优化研究

我国各地区为更好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在进行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却存在区域性差异,包括数量差异、内容差异、时间差异和效果差异,存在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网络结构中的横向权力配置与纵向权力配置导致各地制度创新的各类差异。虽然适度差异可以促进各地的创新竞争,但差异过度放大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地方本位主义、无序竞争等问题不可避免。应通过强化市场经济意识、界定国家权力范围、加快引入社会化因素、促进央地互赖化等措施来优化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合理控制差异,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从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看国家理论的创新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国家领导体制理论方面,彰显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全面领导思想和"三位一体"统一领导思想;在国家权力配置理论方面,形成了横向上"四权分设"的新架构模式和纵向上关于央地关系的新运作机制;在国家治理理论方面,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具体的国家战略目标执行落实体系;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赋予了代议制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内容。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国家范式:民族国家理论的省思与突破

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的一种国家范式。民族国家强调民族与国家的互构,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民族国家唯美的政治理想常常遭遇"历史是否合法""现实是否可能""理论是否普世"的多重叩问。民族国家理论是植根于西方本土的知识产出。它难以阐释中华现代国家的精魂气象,也不适宜作为古今中国国家范式的一体化表述。中国国家范式的精准表述必须立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未曾断续",全景式反思"中华文明""国家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正是"中华文明""国家形式"的互构,才造就了历史悠久巍巍屹立的中华文明国家。文明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才是对古今中国国家范式的深刻揭示。现代中国正是在"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理念的浸润之下,才能以远超民族国家的精神气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倡议和天下想象。     

庄子“以道观物”哲学思想研究

道家思想流派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为老子、庄子。庄子作为老子的学生,继承了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思想,并进一步发挥了"无为"思想,提出了"以道观物"的认识论来认识世界,最终达到逍遥游境界。在当代,过快的发展进程激发了系列的社会问题。庄子作为先秦道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辨析庄子的"以道观物"认识论中"齐万物""齐是非""齐生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相结合。对解答当代存在的社会矛盾问题,有着重要当代意义。     

布兹加林及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在当代俄罗斯存在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以А.В.Бузгалин(布兹加林)为代表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被公认为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及时了解当代俄罗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该学派研究的最新动态,这是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环节,同时,这对于开展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对话,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国家:不可彻底消除的必然性领域——安德瑞·高兹"后马克思"国家观探微

高兹认为,在必然性领域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必然性活动,生产活动和维持社会运转的国家及其管理活动.高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这样两种必然性活动都应该被最小化,但是不可能被废除.高兹认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国家及其活动是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国家、政党等有其存在的意义,并且在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的转变是一个前提条件.     

言义乎? 言利乎?——先秦儒家义利观辨析

先秦儒家文化代表孔子、孟子和荀子,其义利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构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坐标和基石。三者"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生利"的思想对中国传统"重义轻利"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孔孟荀并非如人们所认识的那样只言"义"不言"利",而是认为在人们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时应该以追求更高的道义精神为目标。     

中国学术史上杂家涵义之演变

从汉代以后,中国历代的目录学著作对于先秦杂家的分类和界定都有所不同。杂家学说兼摄百家,以政治的论说为其学术宗旨,在学术上渊源于上古三代的“礼乐”文化和诸子百家思想。先秦杂家形成于战国中后期,是先秦诸子学向汉代经学转换过程中文化思想学术的主要载体。     

国家治理视域中社会权力的经济来源分析

厘清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其基础前提是对这三方主体的理性认识。一直以来,国家权力在中国文化中就是一个核心词,不乏研究者;个人权力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是一个主题词,自然关注颇多;唯有社会权力,不仅被忽视,甚至其存在都被质疑。本文从社会内部成员、国家和其他社会共同体的立场出发,以经济利益为视角,探讨论述社会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期对社会权力问题研究有一个稳固、正确的出发点。     

重新思考“中国模式”——国家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无论是对其结构背景还是基本框架、概念界定或是特征归纳、可复制的普遍性还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等,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笔者打算对现有"中国模式"中一些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加以运用,力图通过"国家角色"这一视角,并在主要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辅以一定的规范性研究,从而对"中国模式"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认识,尽量清晰、完整地还原国家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国家治理视域下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价值维度及其路径分析

面对当今迅速推进的现代化浪潮,政党制度的建构方式及其现代化水平,成为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状况的重要因素。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理性审察中国政党制度的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着制度建构不完善、运行机制模式化、参政方式失范性及法治保障滞后性等缺失和困境;探讨中国政党制度现代化应当蕴含的"多元化""科学化""制度化"及"法治化"等维度;探寻其体制机制优化的现实路径: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层次化、合作体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民主监督的法治化和高效化,力求为有效提升我国政党制度的现代化水平提出有价值的观念和对策。     

中国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与合力效应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复合体系,并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这四个协调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起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从"三者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复合体系,发挥了合力效应,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国家权力观与当代中国

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国家权力具有的两重性,正确而又谨慎地对待国家权力.它是个"法宝",就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它可能产生"祸害",就要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保加利亚关于“国家——社会和社会——国家”的理论

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和迫切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的重要条件。为此,就应该在完善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同时做到;扩大社会团体的职能,提高社会团体的作用;完善社会原则,将国家机关的某些活动与     

浅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发展的高峰,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根据先秦诸子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分析文化繁荣的背后根源,概括为两部分:文化繁荣的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笔者认为,不同时期文化繁荣的背后具有一致性。通过剖析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发展轨迹,有利于加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形态之间的转化的认识。     

论监察体制改革下监察权的性质

关于监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双重属性说""独立的第四权说"等观点。对监察权性质的认定,如果趋向于按照不同的标准将监察权分解开来解释或者忽略其与党的机关合署办公的现实情况,都难以准确把握监察权的本质。从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监察委员会的定位、监察权的内容,以及与其他国家权力的比较看,监察权是一项具有党政合一性质的、新的独立的国家权力类型。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回顾与反思

在探索实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过程中,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等四国曾经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多党合作的格局,并以民主政党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参加政府、参加统一战线组织、参加政党联席会议等形式呈现出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左"的和右的干扰,最终以失败告终。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政党关系和实行多党合作的教训,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反思价值。     

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儒家印记

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新闻理论家和报刊活动家,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中心在于政治,他认为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以改造社会、引导民众为己任的民智启蒙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同时认为报纸主要是一个宣传与舆论传达的中介渠道,用于加强社会上下等级阶层之间的信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梁启超把新闻工作和报刊定位为国家机器和政治工具,这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一种传统,媒体直到现在都被视为促进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手段。梁启超新闻活动的最终目的仍然延续了"尊王攘夷""宣德达情"的儒家文化传统,这无疑给他的新闻思想刻上了深深的儒家文化烙印,并且影响了后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主流媒体新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