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注意力分配的视角,从“创造政绩的约束条件”以及“创造政绩的理性选择”两个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赛的本质是地方官员在有限注意力前提下针对不同行政任务的注意力分配基础上的多元政绩竞争。对中国地方官员多任务竞逐的经验加以考察并进行类型学建构,可以发现地方官员面临着运动性任务、竞逐性任务、日常性任务以及约束性任务的多目标考核。在此基础上,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竞争呈现出“直通赛”“锦标赛”“资格赛”“淘汰赛”并存的多元政绩竞赛格局。对“多元政绩竞赛”分析框架的“小切口”建构,有助于为进一步认识“地方官员行为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大问题”提供新的进路及可能。     

欧盟怎样考核官员政绩

在欧盟国家，政绩主要有三大内容：一是经济绩效，即要求地方政府在提升经济总量的同时，也要在结构合理的前提下提升经济质量。二是社会绩效。它包括社会公共产品供应及时到位，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人们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有序。三是政治绩效，主要指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     

官员政绩考核的思考与对策

20 0 3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我国官员政绩考核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标准 ,加之2 0 0 4年新春伊始 ,许多省市“两会”代表和委员提交了许多有关完善官员政绩考核的议案 ,可见在我国 ,改革官员政绩考核势在必行。为此 ,笔者提出了当前我国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并作出了相关的对策分析。     

魏晋南北朝官员考课的政绩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考课的政绩标准是由所居官位职责决定的,集中表现为官员履行职务的能力及其效果.地方长官的政绩标准主要表现为农桑生产、赋税征收、户口、垦田、社会治安、荐举人才等.政绩标准可以通过数字化展现出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职业激励、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基于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

通过对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发现官员有着较高的腐败容忍度。经验资料表明,职业激励和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密切相关。其中,职业激励是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主观诱因,而制度环境则构成了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外部压力。职业激励与制度环境共同强化了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加剧了官员的腐败行为。这一研究发现为防治官员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不仅要从正式结构的层面做好官员的职业激励制度安排,更要从制度环境层面净化组织生态,强化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     

官员政绩考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一、官员政绩考核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1、官员政绩考核缺乏法治,人治现象严重当前,全国各地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评价机制相当模糊,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政绩考核的内容、方式和标准等方面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往往都是上一级领导部门随心所欲,领导要抓哪项工作就把它作为考核的内容,方式无一、官员政绩考核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非也是领导说了算,标准即为上级领导的主观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治。在对政绩考核的监督方面,更加缺乏相关的制度和法规,下级官员根本没有资格对上级官员的政绩考核过程进行监督,一切都是上级领导说了算。2、…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谈环保指标与官员政绩考核

环境政绩一定要与政府官员任免密切挂钩,尤其是各地各部门的主要管理者 要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和环保责任的承担人。     

官员“为官不为”的激励矫正

正一、引言腐败是政治之癌,习近平等国家高层甚至从"亡党亡国"的角度看待腐败问题,表达了坚决反腐的决心。自2012年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以来,反腐工作进入常态化,表现为反腐工作有条不紊,层层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从"打老虎"到"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全面反腐的浪潮。2016年初,习近平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讲话中又提出了两个"没有变",即     

中国地方官员的复合民主价值观

中国人民主价值观的各种调查结果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文献分析表明,先前调查在民主价值观的测量方式上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假定中国人拥有某种同质性的民主价值观,并以由当代西方主流民主理论为依据而发展出的测量手段进行测量;二是将对民主的理解等同于对民主的支持。依据古典和现代民主理论,结合中国政治传统,通过重新设计测量方式,并以地方官员这一特殊群体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地方官员中存在着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为民做主3种纯粹类型和4种混合类型的民主价值观。同时,对民主的理解与对民主的支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应该用一套复合的民主价值观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地方官员的民主价值观。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官员选任制度改革提速

中央和地方双向交流任职、从基层遴选公务员、工人农民报考国家公务员、基层官员集体“充电”……2010年,中国在官员选任制度改革方面打出的“组合拳”,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从公务员的选拔,到各级党政官员的晋升,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关于建立政绩评判制度的理性思考

建立政绩评判制度是时代的要求,是尊重人才,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一种体现,也是客观地测量干部政绩,合理配置和使用干部的前提。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已经日益认识到建立一种合理的政绩评判制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建立这种制度,首先要正确认识政绩评判的客体、主体、标准、法规和方法,然后再从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做出相关规定,这样才能最终确保它能够在实践中落实下来。     

地方政协官员“落马”探源

<正>杜绝"官员搞腐败,政协挨板子"的现象,关键是要激活政协的职能,健全和完善政协官员选拔机制,让政协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009年12月17日下午,政协山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决定免去孙淑义山东省政协主席职务,并撤销其省政协委员资格。新华社当日发布的消息中,并未披露孙淑义被免职的具体原因。随后,记者登录山东省政协官方网站发现,涉及孙淑义的相关信息已被关闭。1945年11月出生的孙淑义,如果按正部级干部工作到65岁才退休的原则,还有一年时间;按政协一届5年的规定,也还有三年任期。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课题协调会观点综述

前些时候,我们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课题协调会。吉林、北京、江西、河南、黑龙江、辽宁等六省、市委组织部课题负责人及吉林省委组织部、吉林市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地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成果和近几年来的探索情况,深入探讨了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提出了进一步做好政绩考核工作的建议。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

本文运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考察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影响专用性 ,论证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活动曾经有着合理的存在理由。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到较高水平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将逐渐偏向于可能无效率 ,中国的制度变迁则会通过一个博弈过程或强迫执行过程而退出锁定 ,向其他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地方政府政绩观扭曲的制度分析

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各级地方政府,而部分地方政府的错误政绩观叉严重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非理性行为是当前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必然结果.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变迁中,一方面社会大众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中央政府推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导致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均衡状态持续存在.地方政府树立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正确政绩观,相应的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是关键.     

我国政绩考评制度的结构性偏失及其矫正

我国政绩考评存在着结构性偏失,其具体表现是:在政府自我评价和社会公众评价之间偏向政府自我评价,尤其偏向上级领导评价;在经济绩效评价和非经济绩效评价之间偏向经济绩效评价;在数量指标评价和民心向背评价之间偏向数量指标评价。重构科学的政绩考评制度,应把握以下三点:明确科学政绩考评的三个逻辑前提;确立政绩考评的整体结构;以行政结果作为政绩考评的侧重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