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失速背景下的“土耳其模式”危机与土欧关系

近年来,土耳其面临政治、安全、外交与经济上的多重困局,尤其是经济的持续疲弱正在产生日益深远的内外影响,曾经被树为发展样板的"土耳其模式"也陷入危机之中。经济失速使"土耳其模式"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大幅削弱,从而推动了国内的政治动荡与保守化,加快了埃尔多安的威权化步伐,也加剧了既有的外交困局。经济失速、民主褪色、外交困境共同导致"土耳其模式"的危机甚或破产,从而削弱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影响其入盟进程,使土欧双方的核心期待均遭破灭,进而动摇了双边关系的内在基础,而难民危机等外在冲击也激化了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当前的土欧关系走到了调整与重建的十字路口。     

“土耳其模式”刍议

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包含政治上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成功的嫁接,经济多元化和积极融入区域及世界经济,同时致力于平衡外交,适时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政治理想等三方面的主要内涵。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与西方长期的制度性联系,以及坚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是土耳其模式的三根支柱。土耳其模式尚未完善,机遇和风险同在。土耳其模式的走向不但对土耳其、中东北非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试论法国的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国际文化关系的一部分,指一国政府主导下的、以实现某种战略意图为目的的对外文化活动。法国是最早有意识地将文化手段付诸外交目的的国家之一,也是最重视、最善于开展和运用文化外交、并形成了显著特点的一个国家。本文将对法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和政策工具做一个系统的阐释,以期通过这一个案来展示当代西方国家在外交实践中打"文化"牌、利用"文化"软实力优势扩大自身影响、谋求国家利益的战略意图。     

试析当前德美战略矛盾

2 0 0 2年夏以来 ,德美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公开争吵 ,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此次德美争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伊拉克问题本身 ,直接触及德美在“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等外交与国际战略问题上的矛盾 ,显示出西方联盟内部深刻的战略分歧。德美战略矛盾的激化是冷战后双方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 ,其中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也有现实利益和战略理念的原因 ,还有双方内政因素。德美战略分歧并未导致联盟关系的质变 ,双方仍有广泛的利益联系 ,但留下的裂痕却很难平复 ,彼此关系将渐行渐远。德美都是大西洋联盟最重要的成员国 ,它们的矛盾和分歧势必对双边关系、欧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

本文分析了德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和马里等危机中的表现,以揭示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以及德国其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等事件中,只是出于联盟团结、尤其是修补由于利比亚危机造成的形象受损而象征性地参与防御性或训练性行动,这表明"克制文化"在德国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尤其从利比亚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可以看出,德国的安全政策受到内政的驱动,换言之,德国日益以民调所反映的本国利益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出发点,甚至不惜为此损害与西方伙伴的联盟。"克制文化"、联盟团结和内政驱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从两德统一以来,正逐步走向"有限的正常化"。     

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再思考

在21世纪的中国地缘外交中,处于首要地位的应该是东南亚外交.只有中国和东南亚整体关系达到高度稳定和高度互信的状态,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才会得到充分的保障.在今天,内政中有外交,外交中有内政的观点已为世人所公认,而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证明,传统意义上的内政和外交的边界更加模糊化.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大国合作趋势,有可能使东南亚的大国平衡战略失去效用,中国应该积极地推动大国关系与东南亚关系的和谐双赢.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东亚大国和东南亚之间只有建立完全平等、互不从属基础上的合作,才能使东亚一体化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十九大报告》与中国外交的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具有三大突出特色：一是再次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二是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三是强调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路线。中国外交开辟新局面需要把握好四个平衡：一是和平崛起与大国战略之间的平衡;二是全球治理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平衡;三是合作安全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四是内向与外向之间的平衡。中国外交应当高...     

从“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到“两个政权并存”——伊戈尔·多顿赢得摩尔多瓦总统大选的原因分析与前景预测

2015年下半年以来,摩尔多瓦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这是摩尔多瓦自独立以来执行的亲西方路线带来的经济后果,也是其社会分化的反映。在此背景下,社会党主席伊戈尔·多顿在2016年11月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当选摩尔多瓦第五任总统。多顿在竞选时明确表达了亲俄罗斯的方针,并在当选后在媒体公开。这表明,多顿总统治下的摩尔多瓦将出现政治转向。但其政府和议会实际上还是由亲西方的派别所操控,因此,在摩尔多瓦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使大选后的摩尔多瓦陷入了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困境:向西还是"朝东",反映出总统与议会及政府间的矛盾,实际上体现出走西方"民主"之路还是传统的亲俄罗斯道路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反映出摩尔多瓦国家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要规避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就要求各党派摒弃分歧,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一致。     

解构“中国外交强势论”——基于国家角色理论的实证分析

自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讨论也日益增多。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的外交转型定性为"强势",且认为这种"强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文章以国家角色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对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外交部就中国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答记者问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中国国家角色定位及实践的特点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国外现有研究表现出其现实主义偏见和案例选择的偏见,同时也缺乏中观视角和比较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角色主体定位具有原则性及稳定性,其长期对中国国家角色的实践产生着规范性和约束性作用。另外,通过对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问题这一"极值"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延续以往克制性行为实践的同时,也正在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显现出合法、合理的防御性政策微调。这也有力反驳了"中国外交强势论"的相关观点。基于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实证检验,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该论调在西方盛行的原因,并试图对中国在"中国外交强势论"这一问题上的应对之策提出可行性建议。     

反恐与承认: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

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价值破碎化现象。如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国家主权不应是国际反恐行动的屏障,而且试图以政权更迭和民主移植的方式达到消除恐怖主义的目的;而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则坚持反恐不能以削弱国家主权为代价,需尊重他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等特殊性。从承认理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尊重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要求捍卫人权属于"薄的承认",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特身份属于"厚的承认"。文章认为,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主要源于不同国家在反恐过程中对待"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的不同态度,这种破碎化现象同时也反映了这种不同态度。西方国家虽然强调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但只是选择性地、甚至拒绝给予非西方国家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和"厚的承认"。与之相反,非西方国家则在反恐过程中淡化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坚持认为国家相互给予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不可或缺。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不仅妨碍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治理,而且有可能对国际秩序的稳定造成冲击,其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恐怖主义更为严重。     

体系与依附：独立运动时期李承晚的依附外交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时值东方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冲突的风口浪尖,日本在多次挑战朝贡体系中心（唐、明）失败之后,于清末时期借助殖民体系的理念再次向朝贡体系发起进攻,最终打败清政府将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不仅彻底摧毁了朝贡体系,还试图在东亚建立以它为轴心的殖民体系。在此背景下,李承晚及其领导的政府组织依赖美国,希望通过亲美外交来争取美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对抗日本和给予半岛独立。李承晚寄生于他国且通过外交而非武装斗争来呼求他国赐予国家独立的外交模式和独立思想属于依附外交与外交独立论的范畴。所谓依附外交即弱小国家在使用通信、说服、交涉、谈判甚至战争等多种方式对外行使主权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时,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或意志自主地维护国家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而不得不靠依附于他国和部分地让渡国家利益来处理国家关系的一种外交模式。由于这一外交主体的非独立性或寄生性,其外交政策及其体现出的外交思想染有鲜明的依附性色彩,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依附外交,该概念的理论基础来自依附论中对依附的界定。而李承晚的依附外交主要体现出依附与独立的关系,是一种政治依附,后果则是韩国通过依附式独立方式走向独立式依附。     

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与实践研究

加强同突厥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是哈萨克斯坦当前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之一。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面对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混乱,借助土耳其的支持和帮助,在探索哈萨克斯坦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中提出“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该构想本质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为独立自主的哈萨克斯坦寻求发展的新路径,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底色。继任总统托卡耶夫进一步推动这一构想的实践,该构想目前已广泛扩展到突厥语国家间的文化与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和对全球问题的关注等领域。哈萨克斯坦也在逐渐增强对“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组织工作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聚焦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关系,哈萨克斯坦作为独立的行为体,主动以“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话语体系与土耳其形塑了高敏感性、高脆弱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论印度在东南亚的软实力

印度软实力源自印度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印度在东南亚的软实力主要表现为印度对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印度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的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合作,以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印度文化产品等。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印度在东南亚展示其软实力的手段与方式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容易为东南亚国家所接受。     

经济视野下的“中国之治”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中华儿女擘画出"中国之治"新蓝图,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回望"中国之治"的辉煌70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道路"行得通、很管用".     

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形象:西方媒体与公众的视角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表现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西方对中国的表现有不同的认知,国内学者普遍认可中国的立场、肯定中国的形象,而西方国家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本文认为,西方媒体和公众的认知偏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作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西方媒体为公众提供的关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信息有失公允,而公众对相关信息的接受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为改善和提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家形象,中国需要改进气候变化信息的传播观念和方式,促进气候变化信息国际传播的多渠道发展,改变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日本在缅甸的平衡外交:特点与困境

冷战时期,日本与缅甸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友好关系,但在1988年以后双边关系较为冷淡。尽管日本之后一再努力,希望恢复昔日对缅影响与特殊的邦交,但收效甚微。日本在对缅关系上,一方面利用援助制裁实行有限的压力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缅接触,实行制裁和接触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日本在缅甸问题上表现出的两面性,是其在国内各界分歧、日美基轴外交与亚洲独立外交、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相互平衡的结果。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

长期以来,欧盟既不愿接纳土耳其,又不愿放弃。不愿放弃是因为土耳其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十分突出,欧盟出于地缘与安全上的考虑,始终对土耳其有一种需求;不愿接纳是因为双方在历史、政治文化和宗教观念上存在着深刻差异,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在宗教、文化层面上面临难以突破的困境。接纳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入盟将是对欧洲观念和欧盟性质的一个挑战,意味着欧盟将超越基督教文化传统,需要对自身的认同重新定义。本文拟从身份认同的视角来解释土耳其入盟所遭遇的这种困境。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土耳其建构欧洲身份认同的努力已经在其政策实践中体现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欧盟的认可。2005年10月4日,欧盟正式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土耳其入盟初见曙光。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并联式”特质

现代化的“中国样本”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原则的实践,既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特殊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中国式”的,就自然具有中国特质。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要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质。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互鉴性文明”“整体性文明”“竞合性文明”逻辑,超越“单一线性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与“时空压缩”效应;超越“单向度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全面性与“协调发展”效应;超越“国强必霸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和平性与“文明发展”效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从发展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是“串联式”的现代化;从建设内容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特别是早期的现代化则是单维的;从建设成效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串联式”发展逻辑,表现出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特征和注重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起来的中国对人类作出的创新性贡献。     

从除魅到建构——苏尔科夫政治思想的历程与嬗变

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苏尔科夫的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制度建设与国家发展。纵观其思想历程,可以总结为三个比较明晰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5年,随着普京在第二任期前后夯实了执政地位,苏尔科夫开始打造主权民主的治理理论,并促之成为了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第二阶段开始于俄罗斯与西方爆发对立冲突的乌克兰危机,苏尔科夫展开了对俄罗斯之独特性与二元文明的探讨;第三阶段则是普京开启最后任期之际,苏尔科夫对普京道路进行了总结并极尽鼓吹,认为根植于俄罗斯特有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特性中的普京道路,才是最适合也是必须遵循的俄罗斯未来发展之路。始于消除西式民主的“魅”,到最终完成对俄罗斯方案的话语建构,通过这三个阶段,苏尔科夫打造出了一套当今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此提供了“俄罗斯是谁”、“俄罗斯向何处去”的苏氏答案。     

现代化大国空军作战,体系为王

无论三代机还是四代机,单纯的一架先进战机,并不意味着自身实力一定胜过对手。随着歼-20、苏-57陆续在中、俄军队中服役,加上美军原有的F-22、F-35和西方一些国家购入的F-35各种衍生型号,国际上加入隐身飞机俱乐部的成员越来越多,日本、韩国、土耳其和印度这些国家也在研制自己的第四代隐身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