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建社会信任的基本路径

重建社会信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首先要坚持依法治国,确立法治的权威性,使人们形成对法律制度的高度信任,从而实现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的真正转换.其次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再次要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奖励守信者,惩戒各种失信行为.最后要注重道德教化,加强诚信教育.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论政府信任的复合结构

政府信任是由知、情、意、行四种逻辑要素依次递进、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复杂的心理结构,是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包括微观或个人层面的信任、中观或制度层面的信任与宏观或价值层面的信任,构成多元客体共存的复合性政府信任结构.不同层级政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角色构成不同,表现为不同的行政能力、行为作风、权威性、亲和力,导致产生一种非均衡性分布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通过政府信任的解构性分析,可以较为深刻地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正确调整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 ——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府网站的普及应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迄今仍缺乏关于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能够直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其中回应性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信任在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对认知度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则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此外,外在效能感、认知度、回应性能够显著增强公民的内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公众的政府满意向政府信任的转化分析

政府满意是公众评价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政府信任则是公众确认政府公信力和政府合法性的心理体现。经验感知认为,政府只要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就能使得公众满意,而只要使得公众满意,自然可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巩固和发展政府治理绩效。但事实上,公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和信任具有内在的结构性,而公众的政府满意转化为公众的政府信任,也受到多重变量的制约。本文基于对公众政府满意与政府信任的理论分析,运用三个县的抽样调查数据,确认了公众政府满意转化为公众政府信任的重要影响变量,验证了这些变量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公众的日常生活满意和政治效能感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条件意义,并据此阐述了其对于我国政府增强公信力和推进治理变革的启示。     

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

在社会风险中,因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经济资源,西方民主政治诱导战略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渗透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而来自网络社会的考验主要体现为:网络民意的兴起考验政府回应民意能力,公共舆论事件的频发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考验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挑战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影响尤为突出,即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风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政府信任

"得民心者得天下",执政者无不关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因如此,政府信任日益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所重视的问题。分权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策略,其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研究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首次结合微观层面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如何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对政府信任产生了负向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在农村地区更为显著。同时,研究也证实,政府规模、腐败程度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均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除此之外,民众本身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对政府信任产生了显著影响。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以政务诚信引领“诚信上海”建设

正政务诚信建设的内涵政务诚信体现的是政府的信用和责任,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信用,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的前提条件。政府信用的作用在于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和经济行为,避免政府朝令夕改、倒债等失信行为,提高政府行政和司法的公信力。     

影响我国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间一种良性互动的政治关系,政府的良性运作,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及不断扩大,民众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提升政府信任迫在眉睫。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如何重塑公众对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非常关键的公共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家对于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CGSS2005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无论是实质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和互助行为,还是形式社会资本——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区域的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政府信任不具有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创建社会资本过程中,依托开放型社会网络和社区为平台,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创建政治资本,提升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适度下降的合理性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结果,由于公众理性的进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政府信任水平的适度下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公众意识形态的多元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不足,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允许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与避免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之间寻求一种均衡——意识到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的必然性;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加快体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改革政府结构和管理方式;建构一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价值观体系。     

法治政府: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关键依托

法治政府是依法成立和依法运行的政府,具有法定性、有限性、公信性与服务性等基本特征。法治政府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精细化体制机制中起着主导和关键作用。当前,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中,面临着社会失衡失信失范、政府越位错位缺位、公众求公求廉求参等现实挑战。为此,必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培育社会自治,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治信任。     

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对策研究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在行政实践中汲取公众信任与支持的能力。人民的信任是政府顺利执政的强大支持,拥有人民信任的政府可以无往不胜,失掉人民信任的政府必然举步维艰。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依法行政程度、负责程度、服务程度、透明程度、廉洁程度等都关系到政府公信力。总结失信原因,提出全面提升公务人员素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正确处理危机事件;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保证政策质量;严格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推进信息公开,提高沟通质量;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发言权等对策建议。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政府信任的建构:“五位一体”的策略及其途径

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的情感依托和理性预期,表现为一种具有建构性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往往直接源自公众各方面生活经验感受的安全感、满足感、尊严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根植于政府绩效所营造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传承、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等整体网络环境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为导向,深刻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可以正确引导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公共服务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信任重塑机制

社会信任是社会组织得以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行政信任对社会信任的挤出效应、以社会组织为核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较为薄弱、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原因,社会组织陷入信任困境。基于社会信任理论,要以社会性机制、特征性机制、过程性机制与规范性机制重塑社会信任。以A镇民建消防队有效参与消防服务供给为例,社会组织以声望资本为切口,以需求共识为导向、以公众参与为手段、以建章立制为抓手,推动人格信任传递组织,实现价值目标一致性,推动组织运作透明化与规范化,重塑并强化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制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