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希望代替批评

目前,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以希望代替批评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比如:批评领导时,顾虑重重,明明有意见,却只说希望,怕提了意见领导打击报复;批评同志,抹不开情面,光讲优点,不讲缺点,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怕伤了“和气”,堵了自己的“门路”;批评下级时,不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拐弯抹角,或者轻描淡写,或提点“希望”了事,怕影响自己“威信”,丢了“选票”;年终个人鉴定时,小组意见也是肯定成绩有余,指出问题不足,对一些同志的错误,要提也是“希望”一二,免得日后惹来麻烦,如此等等。同志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矛     

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

毛泽东问志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但是,有的同志认为,我是主要领导,当然应该听我的。这种看法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混淆了个人负责和个人专断的界限。主要领导与其他领导成员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凡是重大问题,都应充分讨论,让每个同志发表意见,绝不可自以为是,把自己凌驾于党和集体领导之上。还有的同志认为,群众七嘴八舌会把事情搞复杂化。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没有开始的七嘴八舌就没有后来的“统一步调”。群众的意见正确,能纠正你的错误,群众的意见全     

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辩证思考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是加强党的团结 ,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地思考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在关系 ,解决党内部分同志“不敢批评”、“不会批评”甚至“厌恶批评”等各种心理障碍 ,对于我们搞好“三讲”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思考之一 :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正确认识“经常性”与“适度性”的辩证关系 ,坚持两条基本原则。在党内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是由党的性质和根本任务决定的 ,是共产党生气勃勃、坚强有力和有信心的表现。批评与自我…     

空炮·哑炮·礼炮

到基层走访,听到有人把某些同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象地概括为放“三炮”。一曰批评自己放“空炮”。其要义是将自我检讨的问题“通用化”。诸如“理论联系实际还有差距”、“世界观改造不够主动”,等等。这些问题“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家都有不算丑”,这等看似“实”,实乃“空”的自我亮丑,可谓放“空炮”之精髓。二曰批评同事放“哑炮”。其要义是:能绕则绕,能脱就脱,谁也不批评,谁也不得罪。实在脱不了绕不开,就讲模棱话,提模糊“意见”。这等批评颇令人受用,可谓互相批评之最佳言辞。三曰批评领导放“礼炮”。其要义是:为满足顶头上司的…     

还是点名批评好

现在很少听到点名批评了。“少数同志”成了被批评者的代名词。这种笼而统之的批评，实在达不到批评的效果。但有不少人却认为是领导注重工作艺术、讲究批评方法。对此，笔者不以为然。其一，从批评的目的来看，批评是为了纠正错误，不点名批评就成了“无的放矢”，大家都有被批评之嫌，但人人又都无关痛痒，更不见“个别同志”面红耳赤。这种“批评”实在算不上是讲究方法。其二，从批评者自身而言，不点名批评不是讲究批评方法的问题，而是别有它因。如老好人思想作祟，少数领导自身不过硬，怕“点名批评”祸及自身。毛泽东同志曾把批评当…     

“君子爱人以德”

其厂党员在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指示时,一位支部书记批评党委书记说:“说是不搞不正之风,可你昨天还带着厂里干部吃‘关系户’的酒席。这会给党带来多不好的影响,我认为你应该做检查。”事后,党委书记找这位支部书记诚恳地承认了错误,还把应交的酒席款如数付清。这件事,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首先,端正党风人人有责。不仅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纠正不正之风,而且一般干部也有监督和帮助领导端正党风的责任。古人说:“君子爱人以德”。所谓“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出以公心,从政治上爱护领导。那种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背后发牢骚、讲怪话,都于事无补。     

赏罚严明的徐帅

徐向前同志对干部是非常关心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干部有了成绩,他亲自为你请功,但是你有了错误,他也从不袒护,总是抓住你不放,非叫你接受教训不可。在处理时,他秉公行事,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处理后,他也不抱成见,不另眼看待。在临汾战役的某次战斗中,炮兵团长门国梁没有坚决服从上级的指挥,造成了战斗失利。徐帅听说后非常生气,亲自提议撤消门国梁炮兵团长的职务,降职使用,到兵团任侦察科副科长。门国梁过去是徐向前同志的老部下,立过战功。他到机关后,徐向前同志亲自找他谈话,再次批评了他的错误,告诫他不要居功自傲,要谦虚谨慎,坚决执行命令,听从指挥,做一个让党放心的革命军人。直说得门国梁痛哭流涕,徐帅才“饶”了他。从这以后,门国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注意组织纪律。徐向前同志高兴地对门国梁说:“好,就要这样!     

羞色可贵

羞色,其本意为“感到耻辱、难为情、怕别人笑话的心理和表情”。然而,羞色也有另一面。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回到延安,看到群众生活仍然很艰苦时,眼含泪水说:“作为国家总理我深感羞愧,对不起大家!”陈毅元帅在万马军中、强敌面前,从来是脸不变色、处之泰然的。但在一次座谈会上观看话剧《东进序曲》,听到剧中出现“陈毅有大将风度”的台词,却“脸烧得坐不住”,当即批评座谈会的主持人:“怎么能让剧本中写出这样的话呢?你让我陈毅听了往哪里钻呀?我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叫我脸红呀!请你和作者商量一下,一定要把这样的话改掉。”彭德…     

批评难开展的两条原因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党内的正常批评难以开展,党内民主生活会缺少严肃认真的批评内容。原因有两条。其一,从客观上来看,这是把党的团结与“一团和气”混为一谈的结果。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强调安定团结,就不应该再提开展批评,害怕因为开展批评而影响团结。这种认识实际上是绝对平均主义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的表现。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吃惯了大锅饭,思维模式往往停留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水平上。认为既然缺点错误人人有,就没有必要去批评别人,对缺点错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否则就认为会使矛盾扩大化,不利于安定团结。其二,从主观上     

“磁性”和“弹性”

广西南宁有位青年工人曾经评论本单位的思想教育工作说:“你讲得好,就有磁性,就能把我吸引过去;你讲得不好,我就有弹性,把你给弹回去。”这话有一定道理,它确实反映了当前一些单位思想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两种情况,有的同志讲政治课、作报告或者同职工个别谈话,生动感人,讲的人和听的人感情     

人民是谁?

近日听朋友谈起一件事:一次他到某机关办事,一位办事员推三阻四,极不耐烦。朋友看到墙上挂着“树公仆形象”的条幅,随口说了一句:“既然你们是人民公仆,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基层同志呢?”那位办事员听了立刻火冒三丈,回答倒也干脆:“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但不是你的私仆！”真是一语惊人,令吾友无言以对。叙事完毕,朋友问我:“你也是机关干部,请给我说说,人民是谁?”     

“说得好”与“做得好”

做思想政治工作总离不开“说”,不说无以明理,理不明无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动。做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说”,更要“做”,在一定情况下,“做”比“说”更重要。 近来,人们都在学习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我在学习孔繁森同志事迹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如果自己说的道理自己并不打算去做,那还不如不说,免得人家说你口是心非,愚弄群众,破坏思想政治工作的信誉。 孔繁森同志是说得到、做得到的,而且是说得好、做得好的。你看,他说要支援西藏建设,就真的     

律师应仗人间义——记中国第一个有军籍的律师许龙超

天津有位律师说:“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不怕碰南墙”！这位律师就是中国第一位有军籍的律师——许龙超。 大学里的“老学生” 1982年暑假刚过,南开大学法学系的课堂里忽然多了一位50岁左右的人。“哟！又来一个听课的教授?”下课了,一个好奇的男生忍不住了:“请问老同志,您是教授吗?”许龙超微微一笑:“不是教授,是学生。咱们是同学,希望你能在学习上多多给我帮助。”同学们活跃起来:“这么大岁数还要上学     

上纲

记不得是看哪出戏,舞台上地主婆嫌丫头送上的茶太热,生气地骂道:“你想烫死我呀!”把这种小事的性质无限扩大到性命交关的程度,在政治运动中称之为“上纲”。这种“上纲”的特点,是随意性想当然的。“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反右”运动中所上的“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文革”中也一样。     

眼界与财富——沂蒙山书简之三

编辑同志: 在这封信里,我想谈谈沂蒙山一些领导干部“眼界”的变化,因为我觉得一个地区面貌的改变同人们的视野分不开。 一九七七年冬天,我在沂源县张家庄住了几天。采访任务完成后,大队保管员用独轮小车推着铺盖送我。二十里山路,我们边走边聊。我问:“队里一年能分多少钱?”他说:“不大分钱。”我说:“那你打油     

安谧付过代价——说张煦和

我印象中,合肥张家这一系只剩煦和这根独苗了。修长的身材、温文尔雅。今年他来给他二姐、三姐送家乡雨前茶,听他“三姐”这么称呼,我一怔,笑道:“在北京也只有你是名正言顺有资格用这称呼了!”煦和明白我的意思,说:“黄苗子说北京人都称她(沈从文先生夫人张兆和)三姐!”“都,敢么?”——我说:“有     

“饱汉说教”的启示

有位老政工讲过这样一则以事寓理的小故事——有一个“饱汉”去做“饿汉”的思想工作,讲了这么几层道理:一是要正确对待“饱”和“饿”,树立以苦为乐的思想观念;二是要学会忍耐,在困境中要看到希望,面包总会有的;三是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按说,这几条道理讲得都不错,都很动听,可是,想象得出,“饿汉”们一定听不进去,“你说你的,我想我的”,甚至愈听愈腻烦,愈听愈反感。 “饱汉”的说教之所以不     

“保龄球效应”

行为科学有一个著名的“保龄球效应”;保龄球场上的指导者评价打球人,一个人一球打过去,打倒了七个瓶子,剩下了三个。面对这样一个确定事实,有两类指导者。一类指导者板着脸孔指责说:“怎么搞的!还有三个没打倒!”另一类指导者则微笑着用期待的目光和肯定的语气说:“好!打倒了七个!”这时候,在被评价者心里大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映:第一个指导者评价以后,被评价者心里不大痛快地想:“你怎么就没有看见我已经打倒了七个!”很是不服气。后一个指导者评价以后,被评价者内疚地想:“我怎么搞的,还有三个没打倒,下一次一定把它干掉!”这就告诉我们,在静态确定性评价与动态指向性评价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应把鼓励和期望看得比批评更能达到评价的目的。     

要当“自己人”和“引路人”

这事发生在海军航空兵某场站警卫连。一天,几位即将复员离队的老战士找连长说:“坐卡车去车站太冷,借给我们每人一件大衣挡挡风。”连长随口说:“谁保证把大衣收还啊。”有位老战士认为连长是在怀疑他们要把大衣带走,火气顿时上来了,他大声责问:“我们这些人,不值一件大衣钱,跟你干了四、五年,你竟然这样看我们。”经他这么一说,其他战士也来火了,有的甚至叫骂起来。连长则批评战士胡搅蛮缠,双方唇枪舌箭,各不相让,“战火”顿起。正在这时,闻声赶来的章指导员问清原由后心平气和地说:“咱们一家人怎么说起两家话来啦。今天西北风呼呼吹,坐卡车确实需要大衣挡挡风。连长也不是说不借给大衣,而是怕没有人负责。这样吧;这件事     

忆彭德怀和张治中的交往

张冶中将军在促成新疆和平起义之后,曾和毛主席、周总理讨论新疆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书面意见。毛主席希望张治中到西北去,与彭德怀合作。张治中说:“西北父老和部队袍泽熟悉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您如果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做彭老总的颐问。”毛主席说:“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去当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张将军说:“我服从命令听指挥。”事情决定后,周总理又到张将军住处作长谈,还亲送他到飞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