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思与热望——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祭：金融安全：虚拟城池的现实危机

十年前的那场金融风暴把笙歌一片的东南亚带向了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今天当这个仍然带着伤痕的巨人坚强地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懂得并且渐渐学会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金融产业和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忧思与热望——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祭：风险重围中的银行业

金融风险小了不等于没了。邓小平在世时曾经一针见血地评价银行是“经济的核心”。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为整个金融体系打造一个坚强的心脏，推出一大批有实力、有经验、有能力的银行     

忧思与热望——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祭：金融衍生市场：危险的双刃剑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首要功能是规避风险，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它却很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源     

忧思与热望——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祭：货币政策中的政治智慧

无论是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还是对利率政策而言，任何的国外压力和国内压力只是一种参考系，中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必须明确，未来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到底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忧思与热望——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祭：后股权分置时代：股市安全新命题

股权分置改革必将对中国股市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使股市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也使股市的安全面临了新的挑战     

忧思与热望——东南亚金融危机十年祭

十年前的那场金融风暴把笙歌一片的东南亚带向了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今天当这个仍然带着伤痕的巨人坚强地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懂得并且渐渐学会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金融产业和日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这场给亚洲甚至整个世界带来深刻创伤的危机,再一次表明:国家安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国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金融安全。就在本刊即将出版的2月27日,中国股市遭遇了十年来最大的跌幅,上证指数单日暴跌8％,数以万亿计的市值在一日之内蒸发殆尽。和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中国股市下跌,波及到了包括美国、亚洲、拉美和俄罗在内的全球市场。在中国金慰开放元年,中国资本市场以这样的方式证明了其与世界的紧密联系。这也提醒着我们,对中国金融安全的挑战,是来自整个世界的。     

对冲基金立体投机方略与中国金融稳定——基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

所谓对冲基金的立体投机,就是利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的金融投机。本文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分析了国际对冲基金的投机策略,并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状况,提出了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所需注意的问题。     

亚洲私法变革的比较法探讨——“私法的变革：亚洲的经验”学术探讨会综述

由国家级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上海市法学会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私法的变革：亚洲的经验”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30日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江西财经大学、东南大学、郑州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在两大单元的框架下，就若干具体问题展开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中小企业融资难：“偏见”与出路

简单认为银行改革或资本市场创新可以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一厢情愿,合作金融恐怕依然是最终解决其融资问题的惟一理想途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是金融体制改革或资本市场发展所能解决的,对此,理论界与政策界的认识都依然不足.     

“索尼案”二十年祭——回顾、反思与启示

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环球电影制片公司诉索尼公司案"中判决为了在家庭中"改变观看时间"使用录像机录制电视节目构成"合理使用";只要产品能够具有一种潜在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产品的制造商和经销商就不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在此后的20年中,美国国会通过的<家庭录音法>、<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以及联邦通讯委员会对摄录设备规定的技术标准将录像机的"合理使用"范围牢牢限制在录制免费节目中.而"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已无法应对分散式P2P软件引发的版权问题,从而有被取代的可能.在技术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版权立法应遵守"技术中立"原则;技术对版权人利益的影响应成为界定侵权行为的最重要因素;立法者也应通过不断修改和完善版权法回应新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这是回顾和反思"索尼案"后对我国立法者的启示.     

丹心一片向“三农”——赵岩：十年辛苦为“三农”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也一直为心系百姓冷暖的我省各级人大代表所牵挂。     

股东派生诉讼的理论与实践——“第四届亚洲企业法制论坛”综述

由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和日本名古屋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亚洲企业法制论坛”于2007年6月8日在华东政法大学隆重举行。会议出席者包括来自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近30位专家、学者。     

国民性、资本市场与法律的深层结构——民众的“好赌性”与市场调控法则

如同制度变迁始终存在路径依赖一样，市场的发展也存在路径依赖。“好赌”的“国民性”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有其内在逻辑。这是我们按照英美规则，构建资本市场法律结构时易被忽略的知识。中国有关资本市场的法律结构未能充分考量资本市场的功能区隔问题，过分关注公开型资本市场的规则建设，忽略闭锁型资本市场的开发。依托文化解释的逻辑和资本市场的功能逻辑，从总体上反思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和市场规则的正当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发现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发现资本市场法律的意义和未来。     

重庆：西部的梦想 提速的变化（下）——追寻重庆律师业“十五”发展轨迹

开放的重庆开放的律师业随着全国律师业开放的步伐,重庆律师业也在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对外开放卓有成效,从2005年初,香港律师开始进入重庆法律服务市场,填补了重庆法律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空白。内地法律服务业是否应向港澳地区以及外国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以及开放所带来的利与弊,在业界和管理人员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重庆市司法局认为,内地法律服务业适度的向     

迈向“开放性规制”：规制标准的反思与重构——《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述论

规制理论是经济法学的基石性范畴。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制工具的行动实践,而较少在基本理论层面就规制标准及其评价问题作以反思。探究规制标准问题的逻辑起点是规制的动机与功能。根据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的论述,规制是基于"公益目标"或"私利追求"生成的"市场/私法"失灵"双相矫正器"。好的规制应当被塑造为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自律实践范畴,分别藉由"社会性规制"与"经济性规制"突破市场与私法失灵的"双相障碍"。但是,奥格斯给出的"好规制"标准过分拘泥于"机构自治"的主体性质,而把政府调控视为辅助性措施,这导致其理论内部存在不融贯问题。出现此种偏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认同的规制"良善标准"过分僵化,而"灵活""理性"和"权衡"的形式要求则促使我们将"规制"视作一种待于未来实践不断完善的动态开放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好规制"实际就是"开放性规制"。     

“贾国宇案”，12年里的压力与欣喜——法官讲述“精神损害赔偿案”的三大突破

贾国宇。这个因卡式炉爆炸而烧伤的17岁女孩，始终没有被媒体淡忘。作为全国首例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她，失去的是美丽的容颜，带来的却是后人的福祉。此案直接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条第2款有关残疾赔偿金的规定作出司法解释。     

荜路蓝缕 十年铸“鉴”——《中国司法鉴定》创刊10周年回顾与展望

2001年6月,《中国司法鉴定》杂志如同一个新生的娃娃在司法鉴定界大众的期盼和关注中诞生了。这是中国司法鉴定界的一件大事。     

中国律师：未来二十年——关于“首届中国律师论坛”的光荣与梦想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飘飘落落之时，我们离开了北京，飞到了美丽的春城昆明，去参加我国律师界的峰会——“首届中国律师论坛”，同时在春城翩翩而降的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114家律师事务所的184位朋友。     

“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