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论正犯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其刑法都会涉及到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以实行行为为基础的正犯是共犯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理解共同犯罪的纽带。我国刑法没有正犯概念，也没有对共犯的分工做很详细的说明。但是要很好地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进行合理的定罪量刑，我国的刑法还是应该重视正犯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机能作用。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正犯概念、正犯理论、正犯和共犯的立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考量，以期对我国的正犯理论和共同犯罪学说与实践有所借鉴。     

德日不作为共犯研究评析

本文不仅概括地介绍了德、日刑法理论关于不作为共犯的研究情况及主要观点，而且着重分析了德国学者区分不作为正犯与共犯的各种标准，对不同的观点进行了探讨。     

犯罪参与制度论纲

犯罪参与制度重在解决共犯的成立和处罚问题。区分制基于罪刑法定和责任主义的论理考量,区分正犯和共犯,使不同参与形式决定不同的责任评价;但其难以解决正犯与共犯区分标准的难题。单一制基于回避区分难题政策考量,不区分正犯与共犯;但其有忽视罪刑法定和使刑罚裁量恣意化的危险。我国共同犯罪人分类与责任评价无关,不是区分制;刑法中缺乏划定参与人处罚范围的"一般规定",缺乏刑罚裁量的详细规范,也不是单一制。     

中、韩共同犯罪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形态,中、韩两国刑法典在共同犯罪人种类、共同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于构成要件中的特殊问题如同时犯、片面共犯、共谋共同正犯、承继的共同正犯等问题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也有差异。     

德日共犯界限变迁轨迹及根基追问

在共犯论体系问题上,德日刑法学界的通说为二元的犯罪参与体系,刑法典也明文采取限制的正犯概念,共犯理论基本围绕正犯构建.严格区分正犯与共犯,不仅有助于准确定性,而且对正确量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研究德、日两国刑法学理论与实务在共犯界限方面的变化,勾勒其变迁轨迹,并进一步就其变迁原因进行追问,对构建我国的共犯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间接正犯的正犯性——以中国立法和司法为视角

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的各种学说对于解释间接正犯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都存在着不足之处。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必须立足于构成要件，着眼于实行行为，根据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从主观方面讲，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表现为主观上实行犯罪的单独性和实行罪过的独立性；从客观方面讲，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表现为实行行为自然构成的复合性和规范评价的整体性及因果关系自然构成的间接性和规范评价的直接性。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错置的共同正犯:概念探疑与性质认定

在共同正犯的归属原理中,整体模式强调行为的整体性,将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作为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个别模式主张行为的个别性,仅仅将他人行为作为个人行为因果链条的延长线,使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演变成单独犯罪的构成要件。这两种归属原理在对共同正犯进行诠释时都无法自圆其说,共同正犯的立法规定更多是共同犯罪性质认定的依据,未能给共同正犯的合理性提供充足理由。现有的错位的共同正犯概念阻碍了共同犯罪性质的认定以及共犯区分理论的发展。共同正犯从本质上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是认定共同犯罪性质时的附庸产品。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和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     

破解与剥离——不法共犯说下间接正犯的反思与出路

间接正犯作为责任共犯说的产物,随着不法共犯说成为主流难以自洽。间接正犯中利用有责性阶层阙如者实施犯罪的情形可以通过共犯理论得以周延,在此语境下废除间接正犯的概念并无不妥;而利用不法性阶层阙如者实施犯罪的情形即使在不法共犯说的框架下共犯也难以成立,在此语境下间接正犯的概念予以保留。不法共犯说之下,间接正犯只应包括利用他人不具不法性的行为实施犯罪的情形,如此一来,共犯与间接正犯的界限泾渭分明,间接正犯着手等问题也迎刃而解。     

论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盗窃罪的主观方面除了犯罪故意之外,还应包括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窃罪超过的主观要件,不仅有着与其他财产犯罪相区分的机能,而且有着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其基本含义是意图以所有者的地位永久性地支配、利用他人的财物。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认定应采用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推定方式确定,除此之外,还应借助与其关系密切的"使用盗窃"、"毁坏目的"的区别中辨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德国刑法间接故意理论研究述评

德国刑法学界关于间接故意的认定及其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区分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形成了众多理论学说。对其中的可能性理论、同意理论、未受防护危险理论以及认真对待理论等四种主要的理论进行述评,通过述评指出可能性理论、同意理论以及未受防护危险理论的缺陷,论述了认真对待理论作为认定间接故意以及区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标准的合理性。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需要司法判例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是我国司法领域一种有益探索。然而由于”排疑”标准存在词语解释困难、标准适用缺乏区分、证明方法在实践中运用困难等原因，亟需从司法判例中寻求经验和解决方法。司法判例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具有同源性、互补性与国际性，运用司法判例辅助”排疑”标准的适用也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论未参与实行行为共谋者的罪责

我国实务界对日本的"共同共谋正犯"理论有滥用以入罪的趋势,表现在对幕后起到组织、教唆、帮助作用的共谋者即"预定不参与实行行为的共谋者",与因故未参与实行行为、对实行行为又不具有支配力或者重要影响力的共谋者不加区分,一律以实行者的犯罪形态定罪量刑的现象.本文从讨论日本的"共同共谋正犯"理论和我国的共犯理论及两者的关系入手,提出对后一种共谋者应区分不同情形或否定犯罪成立或以犯罪预备论的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刑侦理论中客体问题的思考

刑事侦查理论研究中对于客体问题的争论集中在作为刑事侦查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刑事犯罪”还是“刑事案件”。争论双方都接受刑事侦查活动是主─客体结构等前提预设，都认同同一种主客体理论。这样的刑事侦查理论研究存在方法论问题，以主客体对立的观点看待客体的认识论缺乏能动性，脱离社会生活。这种认识论上的缺陷导致刑事侦查理论研究的理论追求无法实现。主客体论未能充分认识犯罪事实的主观性、历史性，导致了对刑侦活动、犯罪活动的法律性、社会性、历史性认识上的遮蔽。促使刑事侦查理论的发展进步，必须转换思维方式，从历史性、社会性、法律性对刑事侦查实践的具体规定中去把握理论的对象，确立刑事侦查实践的理论本体地位。     

间接正犯概念新解

间接正犯的双方关系——利用者和被利用者之间的利用关系被人为的赋予主观的意义,而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利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利用关系的产生不仅可以依赖于利用者主观上的利用行为,而且利用关系可以产生于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的审视间接正犯中的利用行为。     

判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德国判例制度及其对构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当今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在法律领域内表现为两大法系日益走向融合。就判例制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法系的德国建立了事实上的判例制度。判例制度适应了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的判例制度，通过司法解释赋予判例事实上的效力、对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业务进行分工等方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以满足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中持续增长的对法律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