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标本——关于"社会投资国家"

"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福利国家的改革,而导致这场改革的,既有来自全球化的外部压力和国内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还有践行所谓"第三条道路"的需要,由此提出了责任与权利均衡的积极福利政策,和更加关注就业能力提高的"社会投资国家"概念."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论证福利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责任和权利关系,具体目标是减轻政府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调整中,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技能培育是新政策的关键.但是,这些改革的实施遇到了许多麻烦,效果也不如人意.尽管如此,有关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和实践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深化中阿合作关系

<正>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少阿拉伯国家进入变革与转型的关键阶段,在国家治理与发展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我们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政要打交道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老党还是新党,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伊斯兰政党,甚至一些无政党的海湾国家,都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都希望了解、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同样,我们也一直密切关     

作为陀螺的民主

《民主与陀螺》俞可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机会到西方国家走走的时候,最喜欢看到的场面就是一群人游行示威。一度以为,民主国家的公民表达政治意见,是非常严肃的事,所以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该一本正经才对,等看到了真实的场景,才知道以前的猜想是不准确的。一个或许并不     

拒绝遗忘

人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了自己的光荣传统;但如果过去曾经罪孽深重,忘记过去就是拒不悔罪。要记住光荣传统并不困难,而要面对历史的罪过,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阿里托之战:谁是大法官？

自由派人士现在最为担心的就是,保守派大法官人数的增加有可能导致美国人丧失部分隐私权。阿里托法官的任命能否获得通过,可能决定着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后几十年时间内是会更加趋向保守,还是倾向于推动社会变化。     

韩国网络实名制的兴与废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这样解释:推特等海外社交网站不断涌现等,使网络沟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因此讨论是否废除网络实名制是不可避免的。韩国是个互联网非常发达的国家,无论是网速、网民的比重、还是宽带的普及程度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同时韩国也是较早实行了网络实名制的国家。然而,2011年底,韩国政府做出了分阶段直至最后全面废除     

发展型国家从何而来

在学界,好的蹩脚作品就是那些难以成为学术经典,但是由于题目刺激、内容丰富却仍有人忍不住买来翻一翻的作品。《国家与社会革命》是国家主义的经典,《驾驭经济》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经典,然而基于国家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国家引导的发展》却可能终将变成一部好的蹩脚之作。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利(Atul Kohli)既没有提出很好的理论,又没有发现新的事实,但还是勤勤恳恳地写了近十年,完成了这本500多页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专著。在发展中国家中,为什么一些国家比     

丹麦的灵活保障机制和劳资关系体系

经济机构的调整变化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每个国家,各国工会在面对同样环境变迁时,情况是有很大差异的。当一些国家的工会组织率大规模下降、影响力相对降低的时候,有些国家的工会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会员率和社会影响力,丹麦就是其中一个独特的案例。     

“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结构

如果是在现代国家建构比较完善的语境下,已经不能用规模等指标去评判到底是小政府好还是大政府好了,看的是它的功能是否正常、健全。"不要管我!"即使在今天,一些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人仍会如此叫喊。在他们眼中,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不被侵犯。     

民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特征

近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起点。在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丧失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艰难起步。为了谋求改变,政界和学界引入了大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就是这一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其开启来自外部挑战;其应对过程充满纠结;其发展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总趋势是为了国家统一。     

调整与完善,继承与创新——论建国以来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调整与完善、反思与变革、继承与创新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来源于中国人适应内外安全形势变化,应对各种安全挑战与问题,摆脱安全困境与风险的一种需要。不管这些挑战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一旦现有的安全环境与安全观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新的国家安全观也就获得了生成的时机和条件。     

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战略选择

正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及一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不断涌现,国际体系变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更具远见和更具包容性的战略思维,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着力实现国家利益。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体系处在深刻变迁之中,不论是力量格局结构,还是国际关系的性质以及全球治理规范,都在发生     

中国的后李斯特主义崛起

虽然对于中国崛起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是对中国崛起的含义仍有争议。争论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是对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挑战还是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本文批判地考察了激进全球化理论的一些关键假设,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型国家",其发展抱负已经从根本上受到全球"新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利益向全世界拓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在增长。由于中国崛起,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冲突甚至发生了性质的改变,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出下列问题:中国对外政策是否还应继续以服务经济利益为最高目标?中国现阶段的崛起是更为需要扩大国际市场还是扩大友好关系?是增加国际投资还是增加别国的尊重?是提高经济收益还是提高国际形象?我个人的答案很明确,后者的需要比前者更迫切。因为,目前的形势是,我们无需做太大努力前者就会实现,而我们使尽全力也不能…     

新闻传媒与中国的国际形象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效果。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好,它的对内对外政策就比较容易被其他国家所理解和接受;国际形象不好,其对内对外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就容易受到抨击和阻挠。影响国家国际形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新闻传播媒介。虽然当今世界,随着交通的便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跨国旅游、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人对外国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新闻传播媒介。报纸、杂     

1939—1940年托派关于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争论

托派是最早关注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一个群体。他们提出了苏联是“异化的工人国家”还是“官僚集体主义”、官僚集团是“特权阶层”还是“新阶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后来在苏东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和学者中引起了反复的争论。然而，在判断官僚集团是否成为一个“阶级”的标准及其历史作用方面，托派又有其历史局限性。     

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 ,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一是市场经济 ,二是剩余价值剥削。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劳动的社会化。没有资本主义创造的历史前提条件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无论是从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而言 ,还是针对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阶段的东方国家来说 ,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都是无法避免、无法跨越的。列宁曾经尖锐批判了俄国民粹派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 ,在十月革命以后 ,列宁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与新经济政策。长期违背列宁的这条发展路线 ,是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崩溃的主要原因。目前学术界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 1 881年提出的、具有严格历史条件限定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夸大为东方国家普遍适用的发展规律 ,这是对马克思经典作家观点的严重歪曲。     

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福建省社科院院长严正访谈

福建确立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定位",要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除了要做大做强工业之外,还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当前,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已演化为城市实力的竞争,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竞争。福建经济的一个弱项,就是缺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城市。在80年代,全国只有5个省区没有百万人口的城市,福建就是其中之一。中心城市规模小、实力弱是福建发展后劲不足的突出问题。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福建省社科院院长、《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概念规划》课题组组长严正先生。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析

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形势应从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个维度展开。国际文化环境和由文化势能、文化创新力、文化传播力共同构成的国家文化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是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最主要的三个因素。在存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中 ,这两个因素的变化产生四种不同的国家文化安全状况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而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当务之急 ,就是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 ,谋划全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恩格斯对一场冲突的态度

恩格斯晚年事实上变成了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其标志是他对议会政治的热情有了明显增加。事实表明,恩格斯的态度转变是对的。在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二共产国际的党组织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为西欧政坛上的重要执政党之一。尽管这些党后来有不少改了名称,但他们的社会基础还是中下层老百姓。这个变化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真正与中下层人民利益联系紧密的政党,并不用害怕选举;选举反而是获得合法执政地位的最有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