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格局的重构——基于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整体性思考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乡村因精英外流导致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衰微系列连锁反应、政府制度嵌入与现实乡村社会难以有效链接等方面的社会治理挑战,但与此同时,如何发挥兼具城市养分与美丽乡愁的乡村精英作用也成为了重构乡村治理格局的契机。浙江省在激活乡村治理的传统文化资源,基于权力清单的政社互动、乡贤回归与基层精英资源的整合等方面的多元创新,为乡村治理重构提供了可能。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精英”

本文对转型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民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制度原因和社会背景及其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冲突关系,提出改善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客观认识、高度重视、理性对待农民精英,并从化解冲突、寻求合作入手,重塑国家权威、基层权威与民间权威的良性互动机制。     

乡村经济精英对村庄发展影响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陕西省关中地区三位乡村经济精英进行了解读。研究发现,乡村经济精英拥有的丰富资本构成了他们在村庄发展中的作用发挥机制,乡村经济精英对村民观念现代化、与村民共享利益、为村庄赢得发展资源、改善村庄治理模式等多方面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与此同时,将乡村经济精英对村庄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是促进村庄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南宋乡村治理中的乡村精英及其当代启示

南宋乡村社会与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研究南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南宋乡村精英在国家的鼓励、个人利益驱动、社会文化道德教化等因素的影响下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事务,发挥着积极作用。南宋乡村治理经验的启示是,国家要采用相关鼓励和引导措施,要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并重视道德文化教育的作用,才能实现乡村社会多元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对于乡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提升——基于角色互动理论的Y村案例分析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应提升农民主体性。本文基于过程角色理论,以角色互动为分析工具,提出了“乡村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农民角色转型模型,通过对Y村的单案例探索式分析,本文认为,在乡村精英与农民互动的角色实践中:精英的综合刺激激发了农民初期的自主性;随着精英对产业化、合作化的推动,农民角色参与的程度深化、范围广化,角色认同增加,农民的主动性得到提升;精英对村庄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规范着农民的角色转型行为,强化了农民的受动性。农民角色转型既是主体性问题的分析工具,也是农民主体性得以提升的关键。国家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应着力推动农民角色转型,以提升农民主体性。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     

城乡融合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基于制度与生活视角的个案考察

随着城乡融合不断推进,如何提升乡村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成为热议的话题。在当前乡村公共治理的地方实践中出现了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新路径。目前,学界主要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展开分析,但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通过对正式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互动过程的细致描述,能为理解我国当前乡村公共治理实践提供有益的补充。文章基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恩城乡那望屯的实践案例,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展开分析与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经历了制度的运行化、制度的生活化、生活的制度化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新乡贤拓展了政府与村民直接沟通的渠道,打通了日常实践经验向正式制度流动的通道,为生活的制度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构成我们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一方面,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另一方面,乡村混混等农村灰色势力又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从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     

沟通、互动与政府的治理优化

在政府治理结构中,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权威和责任也多元化。沟通治理可以把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转移到非政府的组织或者个人身上,一旦遇到棘手问题或者某一方难以单独解决,则可以通过各方互动的方式整合资源和力量。沟通和互动模式以及具体案例表明,通过治理的沟通和互动,可以达到整合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并最终实现政府治理优化的目的。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甘青宁三省区部分民族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治理能力在村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民族村的基本政治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乡村精英,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代表性人物,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深刻地影响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因此,如何保持村两委的主导作用,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过程,进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主要的路径选择。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行政生态学视阈下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失衡及其治理

转型期中国的乡村治理是在乡村社会结构失衡状态下所进行的治理,行政生态的影响较为显著。乡村社会在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衡,这种失衡以价值观念的异质性、社会管理结构的重叠性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为典型特征。乡村特征与乡村治理息息相关,乡村社会结构演进是乡村社会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各行为主体的力量博弈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乡村治理的优化,需要整合多元价值观以加强乡村各行为主体的"共同意识",需要发展村域经济和理顺乡村关系以优化乡村社会管理结构,需要大力培育以利益为纽带的乡村人为团体。     

论精英治理及其终结

人类的社会治理现象一直表现为一种精英治理的状况.自然精英的治理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治理;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是由身份精英担负着社会治理的使命.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中,自然精英与身份精英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群体担负起了社会治理的任务,他们属于技术精英.技术精英的出现是社会治理专门化、科学化和技术化的产物.技术精英是在官僚制组织结构中开展其社会治理活动的,他们治理社会的依据是一种系统化了的而又分门别类的规则体系.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界线正在消融,一种合作治理的局面正在出现,它将意味着人类最终结束精英治理的历史,只有这时,真正民主的社会才会到来.     

论民法典时代乡村社会私权保障的逻辑展开

作为私权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法,《民法典》体现了私权进步的成果和开放包容的品格。如何将私权理念和权益保障的意识与机制引入乡村社会,进而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是民法典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做出的阐释与回应。我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乡村伦理、习惯等社会人伦基础以及忽视权利行使的社会环境等,使得乡村社会在规则或程序治理中产生明显的实用主义、结果主义倾向,造成规则失语。面对法律运行的困境,在民法典权利视域下乡村治理应当弘扬私权自治、强调权利行使环境和程序建构中的本土融合等价值取向,体现乡村伦理、习惯与国家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将私权价值与本土伦理紧密结合,充分有效地将制定法规运用到乡村社会矛盾解决和乡村治理之中,防范社会矛盾异化和法律适用风险,冲破国家制定法与本土法文化的隔阂,推动现代私权保障体系的形成。     

嵌入式治理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应用逻辑与运行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嵌入式治理能够运用到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其内在逻辑源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权力运转的双向性、社会内部的自主性、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国家权力运行的渗透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乡村社会的现代建构过程需要寻求国家权力嵌入与乡村社会的反嵌入之间的均衡。嵌入式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其强调和重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融合互动,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实现善治和和谐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场域发生着重要变化:从表象而言,出现乡村的边缘化、荒芜、空心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乡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语失效、乡村治理的精神呈现断裂。为此,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将新时期的乡贤吸纳到乡村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当前以及今后应在文化与制度建设两个维度下大力气,长期坚持,使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成为可承继的传统。     

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