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 ,为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时也为我国农村村民的民主权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是该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就村委选举、村委事务公开、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等几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个人的看法 ,以期完善该法的规范性和严密性 ,使我国村民自治活动真正地反映出村民自身的权利意识。     

民主之维中的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的法理内涵之解读

村民自治是我国推行基层民主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基层民主的建设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凝聚力。为了巩固和发展民主基础,推进公民民主权利实现,我国在2010年10月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规范现行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但村委会的规范化并不是村民自治以及基层民主建设的全部回答,要真正从基层民主建设巩固民主国家政权、实现公民民主权利,应当从村民自治的本质出发,推进民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价值复归。     

论中国村民自治制度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重构

村民自治是团体自治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必然结果。建设中国村民自治制度是20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财富，并使民主化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中国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诸多立法缺陷，应予重构。不应在现行《村民委员组织法》的基础上作所谓“条款”的修改、更不主张那种只作个别文字置换式的修改。重构的含义是真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制度，落实宪法第111条的规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使之成为规范村民自治的基本法，并通过基本法确立村民自治是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     

关于村民自治中的“两委”关系

村民自治以来,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总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造成这种不协调的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制度上的,观念上的,也有村主要干部个人的因素。为了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实现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转变,提高村级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发挥村民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的理念与基点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保障村民自治、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激发农村活力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实施中也出现乡—村关系模糊、村务监督薄弱、权利救济不完善、法律责任缺乏等问题,需要根据村组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修改。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以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核心,秉持坚持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理念,坚持村民自治制度,保障村民民主权利;在修改策略方面,要总结实践经验、面对现实问题,体现时代要求、推动乡村发展,深化填补并重、错位领域纠偏,法律协调统一、吸纳良善规范。在修改基点方面,应坚持村民自治本位、突出村民自治主体、善用村民自治资源、拓宽村民自治渠道、促进村民自治深嵌等。     

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重要修缮及其实践价值

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对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以前相比,现行法律有着几个方面的重要修缮:一是完善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制度;二是对村民小组的自治活动给予了空前重视,三是加强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针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问题所进行的以上重要修缮和增补,将推动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

为了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城乡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案，并于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那么在这部法律中有哪些新举措呢？     

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保障和规范村民自治行为

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新法”）。本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在结构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了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不分章节的“三十条”,重新公布后分六章共四十一条：在内容上更进行了修改调整和充实完善,进一步调整和规范村民自治行为。     

苏南地区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关系——锡山、昆山两市农村调查

本文通过分析在锡山、昆山两市农村实地调查所获材料,说明在现阶段苏南地区村民自治进程中,村委会的管理界限更多的局限于村内的公共事务,而在村委会的选举中,来自行政村内部的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惯性等原因,目前,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处于后者占主导地位的非均衡状态。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的村民自治活动及其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没有具体规定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四条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     

程序法文化引论

程序法文化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和一定民族范围的人们对各种程序性法律、制度、观念和一系列程序活动的整体性认识和评价,程序法文化具有抽象性、地域性、多元性、群体性和延续性等特点。程序法文化有制度程序法文化与观念程序法文化、传统程序法文化与现代程序法文化、西方程序法文化与中国程序法文化之分。中国传统程序法文化以尊尚权力、程序实体混同、程序虚无、“厌讼”等为特质,中国现代程序法文化则以尊重权利、程序独立、程序法治为指引。     

英国衡平法初探

14世纪英国衡平法的兴起是英国法制史上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衡平法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普通法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造成了罕见的一国之内两大法律体系并存几百年的奇特现象,而且在封建法……     

中国环境法中的软法现象探析

软法在中国环境法领域大量存在,并且呈现不断发展、增长的态势,它配合着由国家法构成的硬法机制,分别和共同发挥调整环境领域社会关系的功能.本文阐述了软法在中国环境法中的存在形式,以及迅速发展的原因,肯定了软法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环境之治现实的需要,并且进一步对软法的作用进行了客观评析,提出中国环境法要充分发挥和利用软法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就必须通过对环境软法的创制和实施进行规范研究,全面提升环境软法的理性精神,从而全面实现环境法治的目标.     

民法本位新探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根本指归。近、现代民法本位未变 ,即都是权利本位、个人本位。个人本位比权利本位更为本原 ,称其为民为本位 ,则更确切。可在广义社会法下的经济法等和其它行政法中确定社会本位乃至国家本位。民法本位是民法的出发点 ,民法价值是民法的归结点 ,均蕴含并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中。     

政治法学的基本范畴初探

政治法学的研究对象、政治法学的基本立场、政治法学的历史使命、政治法学的逻辑理路,它们共同决定了政治法学基本范畴的范围、性质、理论框架和内在联系。政治法学必须研究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形式、政治意志表达的正当化机制、政治权力产生的合法途径、政治权力运作的正当化路径、政治权力运作的核心内容,因而政治法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民主、政治与选举、政治与程序、政治与公共利益等关联概念。政治法学基本范畴对法学理论研究、民主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行政法上的物权初探

有相当的国有财产是为公务便利或社会公益服务而存在的 ,国家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时在该财产上享有的物权不同于民法上的物权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应受一般私法规则的支配 ,而应受公法规则的支配。存在于该财产之上的物权便是行政法上的物权。法国行政法将公众用物和行政活动用物作为不同于私有财产的“公产” ,这一划分在现代国家体系及市场经济背景下有重要意义。借鉴相关理论 ,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法上的物权理论 ,将对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大有裨益     

经济法程序问题初探

经济法中的程序问题一直是研究者们容易忽视的问题 ,以程序正义理论来观察中国经济法的有关问题 ,是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经济法程序应当具备民主、效率、权力制衡等基本价值。完善中国经济法的程序规范 ,应当是我们立法的重心问题。     

刑法第265条探究——兼论我国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

刑法第265条并非提醒和重申盗窃无体物的也可构成盗窃罪,而是确立了一种利益盗窃罪。这不仅在我国整个财产犯罪体系中属于一项突破性的规定,而且在大陆法系刑法中都是罕见的,体现了中国的立法特色。     

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

行政紧急权力具有超法规性、集中性、扩张性以及程序的简化性等四个属性。超法规性体现为它具有超越实定法和超越正常状态下的法律体系,而适用一种特别的法律体系的属性;集中的属性体现为水平方向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集中到行政机关,垂直方向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扩张的属性体现为行政紧急权力能够中止、限制或变通执行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程序简化的属性则是应急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具体性的紧急行政行为特别强调程序的高效和简便。     

基于法律内在性的法治标准新探

已有法治标准理论,缺乏对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及其在法治中基础地位的应有认知.借鉴哈特提出的法律规则内在性理论,可以提出一种更能契合和支持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的法治标准理论.这种理论将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作为法治标准的基础和核心指标,同时还包括法律强制性威慑能力、柔性用法回复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依法追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有效防止和救济用法造冤行为的能力等指标.这种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将法治理念和制度建设一体推进,更有针对性地凸显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更明确地认知法治的主体力量,有的放矢地构建良法的文本和制度,落实法律内在性及其规制能力的制度,实现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有效统一的良法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