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教化方法及其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教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教化是政治概念,与维护政治统治有关;是德治概念,治理国家需靠道德教育推进和实现;是社会化概念,是社会主导,面向全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教化的具体方法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和践履笃行。中国古代教化方法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中华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对现代道德灌输的启发性

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的内涵，理论界多有探讨，意见不一。笔者认为，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至少在三方面可以考虑其共通性：其一，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治国必须遵循的原则来看待；其二，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实施道德教育的一个具体环节来看待；其三，可以把道德教化与道德灌输作为一项教育活动来看待。文章以这三个共通性为立论的基础，试图阐发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对现代道德灌输的一些启发性，为实现道德灌输的有效性提供参考。     

传统家训的处世之道与中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模式，一个家庭、家族要想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既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外人和社会的关系，因而以“教家立范”、“提撕了孙”为宗旨的传统家训教化，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子孙进行立身、处世之道的教育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党和政府、社会团体、人民群众为多元治理主体,在遵循实事求是、统筹兼顾和与时俱进治理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协调利益关系、推进法制建设、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生活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平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思想奠定理论基础,有利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借鉴。     

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动因北大核心

社会组织是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与有效形式，尤其是基层社会组织的完善能促进社会治理质效的提升。在国家政权对云南民族地区治理历史进程中，清代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变革发展，为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以史资政，鉴古知今，探究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脉络及动因，可为当今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参考。     

工具主义道德观及其实践困境——中国传统教化体系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做到很好,但是,道德教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毕竟是适应的。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改变,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无法与近代文明对接。如何走出传统德治教化的窠臼,恰当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培育国家公民：黑格尔“客观精神”中的教化及其作用

“教化”是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客观精神”中的教化，以抽象的自由理性之人为起点，超越对个体主观认识的培育，旨在现实的社会中培育国家公民。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化应根据“抽象法—道德—伦理”的逻辑顺序，在方法上从外部强制发展为说服感化，在内容上从否定性内容发展为肯定性内容，最终达到外部规定与内心认同在更高层次上的统合。基于“家庭”与“市民社会”两环节是“国家的理念”自身的分化，教化的过程应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教化一体化中完成。黑格尔“客观精神”中的教化，围绕人的社会政治属性展开，对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具有启示作用。     

工具主义道德观及其实践困境——中国传统教化体系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历代王朝统治者没有做到很好,但是,道德教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毕竟是适应的.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改变,传统中国的道德教化体系无法与近代文明对接.如何走出传统德治教化的窠臼,恰当地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数据视域下社会治理:机遇、挑战与创新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诉求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大数据为社会治理由结果治理转向全程治理、由主导治理转向多元共治、由经验治理转向智能治理提供了机遇,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路径选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公共权力边界扩张、陷入大数据困境、公民个人隐私暴露的风险,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形成社会治理安全隐患。因此,要使用好大数据这把"双刃剑",应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法律为底线、以安全为准则、以社会善治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把握好社会治理创新的机遇,合理规避治理风险,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看社会治理的“德治”化

统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是以社会控制为目的,从占社会治理主导地位的角度,农业社会可称为权治,工业社会则称为法治。这二者治理模式都契合了相应的社会结构,权治符合农业社会低流动性、同质化的社会物质,法治则适应了工业社会低度复杂及高确定性的特征。而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迁,显示出了高流动性、高复杂性和高风险性的特征,必须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我们认为这种新治理模式就是德治,它不是传统中国的德治,因为传统中国的德治其实质仍是权治。后工业社会的德治,是法治之上的德治,不仅是个人修养及道德教化,而是以"德制"为基础的制度性安排。     

"五治"融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蕴含的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新要求主要体现为"五治"——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这"五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路的实践结晶,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近年来,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坚持以政治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逐步探索形成"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发展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儒家的教育精神及其现代重建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称作“教化的哲学”。儒家教化思想首先体现在通过“神道设教”使其教化具有普泛的社会意义,从而对社会生活起到精神引领作用;其次通过经典传习,建立起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内在统一精神;再次,通过各种社会生活形式对个人进行人格熏陶。但由于近代以后受西方教育理念和学术体制的影响,儒家的教育思想被割裂。要重建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建立体制保障,重建书院体制保证经典传习,对传统礼仪礼俗系统返本开新,以契合今天的世道人心。     

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成功经验

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特色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迁就是在党的引领和推动下展开的。这一过程以党政社关系的演变为扭结，历经党建国家、党改造整合社会、党领导社会管理、党领导社会治理四个阶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了政治与社会前提，奠定了制度与物质基础，培育了多元治理主体，完善了治理体制机制，开启了社会治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身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其成功经验：一是以党的思想理论的守正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以党的组织机制与队伍优化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以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四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力。     

朱熹开金门办学之先河

朱熹（ 1130－ 1200），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朱熹一生除任 9年地方官和 46天宁宗皇帝侍诏兼侍讲外，均从事教育。他生前曾竭力推行书院教育，亲手创办兴复福建武夷、考亭、庐山白鹿洞、湖南岳麓书院等书院，在书院讲学和著述终其一生，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在长期的实践中，对我国古代教育和书院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与厦门隔海相望的金门，是朱熹最早办学的地点之一，岛内的“朱熹燕南书院”是朱熹最早的授课之所。宋神宗熙宁年间（ 1068－ 1077），金门始立都图，归统于…     

浅谈现代教师的敬业精神

我们常说的“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主要指的是教师的敬业精神。“敬业者，专心致志事其业”（朱熹）。以教师职业道德素质来理解，就是“以居敬而专致的态度来对待教育，以教育为事业而不仅仅为职业来追求”。作为事业，它往往是“体现宏大的群体意志追求的。既有同样宏大的社会价值，也有充实的价值创造者的主体价值”。具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状态下都会主动、自主、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职业”的道德责任。     

传统启蒙教育中“诗教”与“乐教”

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礼乐文化,“礼”所以修外,“乐”所以修内,礼和乐共同指向道德教化,在社会功能上殊途同归.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礼乐教化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传统启蒙教育中,礼乐教化是教育的主要形态.诗言志,歌永言,诗教与乐教以其艺术化的形式成为了德性教化的理想工具.传统启蒙教育重视道德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主张通过以“诗教”和“乐教”为主要实施形态的美乐教育,旨在培养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     

延续与断裂：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城市治理体制的变迁集中展示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发展演变的规律。通过对单位体制、街道体制和社区体制的梳理，发现影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延续要素包括政治教化的观念制度、柔性渗透的权力体系以及快速高效的动员机制，断裂要素包括单向强制的社会沟通、国家控制的资源调配以及情感纽带的空间格局。在两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呈现出“国家吸纳社会”的特征，具体包括与国家总体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价值与规范，与国家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国家参与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国家引导下的城市基层社会力量培育。     

论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功能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民间信仰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民间信仰起到社会教化,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同时,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善治。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一是民间信仰权威人士参与社会管理,二是民间信仰教团组织独立处理公共事务,三是民间信仰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运用到乡村治理中。要使民间信仰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对之应该以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     

朱熹的思想与诗歌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是他深邃的理学思想与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展现。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通过对这些诗歌的深入解读，以足够的事实证明，朱熹的诗歌蕴含了多层次的价值，是研究朱熹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