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人权教育的几点思考

（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人权教育第一，社会主义人权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思想条件。社会主义民主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有着本质的联系。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这表现在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是为了...     

协商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协商民主是在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监督机制之外，构建一种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协商民主的实践创新，拓展了社会制约新途径，探索了社会监督新模式。通过构建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促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我国以政治协商为主的民主制度。     

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中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

欧洲的经验表明，构建现代国家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从过程的角度来说，欧洲现代国家构建内在包含着民族一国家构建和民主一国家构建的双重要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一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的形成在时间上早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在逻辑上优先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从国家构建动力的角度来看，民主化抗争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推动力，它不仅推动了欧洲国家的民主转型，而且促进了众多的民生制度建设。从国家能力与民主化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强国家能力是公共权力民主化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公共权力民主化是增强国家能力的重要条件。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启示在于：现代国家构建与公共权力民主化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能够达到辩证统一。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矛盾与问题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了全面的社会转型进程。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并未实现其政治精英的理想预期,而是引发了诸多的矛盾与问题。政治上,新国家体制的建设既缺乏周密设计的制度安排,又没有对民主观念充分尊重的政治文化,导致政局动荡,权力危机频发;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并未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寡头坐大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较量表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最终成型;社会上,权力重组并未根除旧体制的“顽疾”,新包装下所进行的实质上的“精英延续”使很多旧的管理模式与风格仍然保留在新体制中;外交上,“国家身份”的模糊使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俄罗斯的转轨之痛对任何一个社会转型国家都是应该警醒的教训。     

管理知识精英要放弃“使用权力”

古人云，身怀利器，谨慎用之。面对知识精英，最好不要用之。精英分子骨子里蔑视权威，有天然的“平等思想”与“民主意识”；不会接受“科层制”，十分反感等级结构。管理者要彻底放弃依靠“权力”，对精英团队进行“科学”管理的企图。万不能依赖权力与控制系统，操纵与驾驭知识劳动者；尤其不能像个建筑施工队的领班那样，按工程进度进行“派活”，施以严格监控。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学习邓小平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的体会

当前，学习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全党及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对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的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也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制。对于民主，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是这样表述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由它包括：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本质，也就是那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在这一政治制度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充分地享有民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     

公共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之中国特色论析

党的“十八大”对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构成部分，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要求贯穿其中，使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在民主政治这一具体领域得到体现。     

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拓展的逻辑与保障

政治民主给人民管理国家、维护自身权利设定了制度框架,提供了权力运行的政治基础。在政治民主的约定和规范下,只有最大限度地实行行政民主,让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渗透到行政权力行使的始终,实现对行政权力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积极参与和消极控制,才能使行政权力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是行政民主的主要制度特征。把握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演进的历史逻辑,通过理念嬗变、组织结构扁平化、权力下移、运行机制完善和电子政务的推行等手段,适时适度地推进行政制度和体制变革,加快行政民主化进程,是当代各民主国家面临的共同抉择。     

从代议民主制到行政集权民主制

西方国家在20世纪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其民主的主要形式是代议民主。进入20世纪以后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立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的重心从议会转向行政部门,民主形式从代议民主制转向行政集权民主制。这一转变主要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基础——从自由资本到垄断资本、意识形态——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领域——议会权力的衰落到行政权力的扩大的变化的结果。     

树立宪法权威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和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而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和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则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树立宪法的权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绝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从各个方面做起。首先,必须增强广大公民的宪法意识,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理国家的“总章程”,它主要规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以及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并规定国家的根本     

依法治权必须做到五个结合

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依法治权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而且还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为了确保权力能够沿着法律的轨道运行，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动力量，在实践中就必须做到五个结合。（一）在治的主体上，要做到国家权力机关和非国家权力机关相结合党的十五大明确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人民群众既然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当然也就是依法治权的主体。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我国现阶段的民主还只能以间接民主形式为主，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还主…     

开放选举与封闭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视域中的村庄权力再生产

精英与权力一直是村庄研究学术史中的主角。本文以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作为连接选举与治理的具体线索,完整展现个案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个案研究表明,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双重行动逻辑:作为选举行动逻辑的差序动员和作为治理行动逻辑的消极服从。差序动员表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选举阶段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消极服从则说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治理阶段仍然带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从差序动员到消极服从的转变说明,村庄精英的权力身份和体制精英与现有治理制度的利益绑定是影响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关键因素。非体制精英治理改革的失败则说明民主选举在驱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失灵风险。     

变与不变：中华三千年社会结构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三千年来,在具体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背景下,形成了权力精英主导中国社会的格局。顶层的权力精英一方面倚重社会精英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为了统治的长久,抑制中下层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势力的恶性膨胀。今天,以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格局依然存在;但较之古代社会,又呈现出权力、经济、知识三大精英群体整合的态势。这使得整个社会体系越来越缺乏弹性,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导着社会格局的权力精英的执政能力正经受着考验。     

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权力是指一国的统治权,即一国的统治者统治一切事物,征服所有妨碍“自我扩张”的东西的意志.它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正常运行的工具.权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的所有权和行使权必须分开,国家权力在法律上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的行使则由公民通过选举行为委托给他们选出的国家机关.作为国家权力行使者即领导人及其公职人员,他们是执行权力的少数代表者,他们拥有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和委托的.大至国家主席,小至县、乡长,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应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但事实上,国家权力的行使.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力的行使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制约.往往使公共权力与私利产生矛盾,从而导致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失衡.一个国家无论民主与法制怎样完善,社会怎样变革,都不等于人们的观念变革就随之跟上.社会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的完善受国民综合素质的制约.但如果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执掌权力的人民主意识不强,不能正确对待利益得失,不能正确行使公共权力.就会出现以权谋私,滥用权力,导致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对一国政治经济影响十分巨大.首先,造成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活动不满,     

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关于乡村精英变迁中的国家角色述评

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国家如何塑造乡村精英"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将国家对乡村精英的塑造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宏观政策方式塑造乡村精英。其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政治型精英"转变为"经济型精英",基层制度设计的变迁使乡村精英由"单一政治型精英"转变为"多元化精英",资源性政策的变迁则使得"新代理人"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二是基层政府作为与乡村精英直接互动的行动者塑造乡村精英。其中,压力型科层制使基层政府根据中心工作的性质来塑造乡村精英,使乡村精英经历了税费时期的"灰黑化"、税费改革后前几年的"老好人化",以及资源下放时期的"新代理人化";乡村关系则使得基层政府根据与乡村社会的博弈来塑造乡村精英:强乡弱村的乡村关系使乡村精英由"兼业化"走向"职业化",强村弱乡的乡村关系使得乡村精英主要由"有声望的村民"来担任。     

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

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     

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监督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导工人运动、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权力控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控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权力监督，他们所主张的权力监督主要是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和推崇直接民主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了人民监督国家权力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监督思想对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监督制度的理论源泉就来自他们的权力监督思想。     

论依法行政与行政法制监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已把我国推入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轨道。依法行政不仅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探讨依法行政与行政法制监督的关系和完善我国行政法制监督的措施，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建立完善的行政法制监督机制是实现依法行政的关键。行政权历来是国家诸权力中最普遍、最活跃的权力。出于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需要，国家赋予了行政权以权威性、广泛性、法定性和强制性等特征。按照马克…     

法治的重心是治权

在法治社会,法治的重心就是治权,即必须以法律至上为原则,法律高于权力,权力受法律制约;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建立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权力制约政治、程序性政治以及公开政治,从而使国家权力向良好的目标运作。     

政府治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虽然民主与权力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贯穿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政府治理过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农业社会的高度集权与有限的民主,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政府治理,强调的是精英民主,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