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烛照人性残缺——萧红作品对人性的审视

萧红面对生命价值呈现一种形而上的思索,其作品让我们窥视到人的罪性、人性的局限及人的自我膨胀、人的自我神话,而这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一直忽略的一面。我们缺少＂原罪＂意识,对我们来说罪是带有一种法律的和道德的含义,而不是灵性的、宗教意义上的原罪意识。萧红形象地展现了人类的罪在现实生存中明显或隐含地显示着自身的存在。对基督教＂原罪＂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探察真实的人性。     

直面人性之“罪”

鲁迅是一位自觉地对“文化原罪”的批判者、一位试图探索中国人性问题的大作家。在文学世界里，他是个置身于残缺世界的思想先行者。他在漫长的精神跋涉之中，执着追问、深入思考，将个人经验提升和深化，赋予人性更丰富的内容。洞察人性的残缺，就是发现人类困境的普遍性，预示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觉醒，表明其思索朝着更为深邃的方向迈进。     

“病驴”自况：重审萧红的“疾病”修辞法

萧红通过与疾病相关的修辞句式,在持续的常态中捕捉人事瞬间的“反常”,通过“审丑”与笔下的“被弃物”形成精神共鸣。萧红对“疾病”的观察和书写,回避了西医目视式的病理分析,着重铺陈“病症”,是反观诸己的病体“自况”。她以东北民俗语汇构建起传统诊疗的文本“仪式”,在“巫/医”和“人/鬼”的反转中,直指人性的“荒凉”。疾病修辞法不仅是萧红的创作技巧,也是萧红剖析自我、诠释异域文化、反思殖民地经验的思维方式,关联着萧红“小说学”在左翼创作阵营中的特殊地位。     

慈悲为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

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宽恕”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宽恕”是“为爱而爱”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其“原罪”的价值维度。“原罪”说使“罪”被绝对化、先天化,人的尊严、权利、责任被绝对化、先天化了,并由此造成了信仰维度的存在。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自知。中国的“宽恕”是纲常伦理的处理原则,体现了其“原善”的价值维度。“原善”说使属性、本性被绝对化、先天化,人是自己的救主,人性高于神性,罪恶只是外来的污染,因而不存在共同责任,只存在道德责任。它“宽恕”的是可以“宽恕”的,并非不可“宽恕”者。这是对人的局限性的无知。但是,只有“宽恕”不可“宽恕”者,宽恕才存在。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宽恕”不是“宽恕”,“慈悲”不是“慈悲”。     

堕落与拯救——曹禺张爱玲的形上思索

人类思想文化汇流及共构的大趋势，已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由封闭走向开放，在这一交流与契合中，基督教原罪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更加接近于文学本质的思考。作为能动发展的信仰价值及思想文化体系，其生命力就在于不断调整自我、颅应历史潮流、化解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在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辩证发展中亦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本文以新文学时期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曹禹、张爱玲作品为文本来透视基督教原罪观及忏悔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化（新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以此为依据，剖析中国接受基督教文化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走向。     

霍桑人性观形成的源流研究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其作品以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寓意而著称。本文在文化研究的视阈下探讨、剖析了促成霍桑人性观的形成除加尔文教"原罪"观念的另外两支思想源流——人文主义与浪漫主义,它们的汇合冲击着霍桑的清教主义思想,令陷于自我矛盾与宗教困境之中的霍桑努力反思和探寻美国的国家文化品格与历史走向,因此在为美国文学本土化开辟道路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克思的人性观浅析

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对象的统一中来规定和认识人性,所得出的是现实的人性,总体的人性,是随着历史发展和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人性。这种人性观认为,人性是自我的;人的需要就是人的自我性的证明。人性中的利己和利他的矛盾是人性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性的表现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取决于人生活的具体历史环境。马克思对人性的规定是人性观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职务犯罪的罪因分析

对职务犯罪罪因的分析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基础,职务犯罪罪因既有宏观原因,也有微观原因.从宏观上看,职务犯罪罪因有人性、体制、文化等因素,从微观上看,职务犯罪罪因包括道德品质、心理意识等方面的因素.     

环境法“生态人”人性预设之否定——基于西方法律人性预设演进的视角

法律的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注意区分法律的人性预设与伦理道德的人性要求,二是必须基于对现实客观的人性标准的认识。作为法律的环境法的人性预设既应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和“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又必须准确把握现实人的人性标准。以这样的基本要求为工具审视环境法理论界的“生态人”理论,就能看出学者们共同采用了“应然模式”,没有注意区分“环境法的人性预设”与“环境伦理的人性要求”,且普遍存在不忠实于现实人性,不符合环境法人性预设的基本要求。所以,现阶段不宜直接将“生态人”作为环境法的人性预设。     

在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融合中彰显人性

企业管理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管理,要以理管人,以文化人,在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融合中彰显人性。企业管理重在“理”,以理管人“理”要到人,而“理”来自于实践、沟通与学习;企业文化重在“化”,以文化人“化”要到心。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融合要到人入心,就是要实现从使用人到用好人、从管理者强到员工强、从体系好到文化好的三个转变,实现人与企业的持续发展。     

中西道德理念之比较

中国人的道德理念是以性善论为出发点,建立在血缘亲情仁爱基础上的一种“爱生型”道德理念。它肯定道德的善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最根本的规定性。中国人的道德理念强调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自觉和道德实践的主体能动性,认为道德修养毫无例外地是每个人的基本人生责任。而西方人的道德理念则是以性恶论为出发点,建立在原罪赎罪意识基础上的“罪生型”道德理念。它强调道德产生的外铄性及道德形成过程中道德主体的被动性。只有中国人的道德理念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不过,西方人的道德理念亦有可取之处,那就是其中的契约观念,因为契约观念是法制的思想源头。     

“和而不同”的人性与“殊途同归”的治道——先秦时期儒法人性观及其管理主张辨析

儒家的性善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分别是儒家“仁政”与法家“法治”两种不同管理主张的理论基础。孔子根据人性可塑而提出“德治”,孟子根据性善论而提出“仁政”,确立了儒家的“善政之道”。荀子根据性恶论提出“礼法兼治”的管理主张。法家韩非子等人则根据性恶论提出“以法治民”的管理之道。自汉以降传统中国的治道实为儒法（德法）互补与平衡,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和谐管理的智慧,这对当前刚柔相济的管理变革和中西管理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一定启示。     

诱惑侦查的人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一种高效的侦查措施，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备受争议，究其原因是我国还缺少对诱惑侦查的人性研究。在诱惑侦查中也存在人性的“善”与“恶”，对人性的拷问恰恰是诱惑侦查所急需解决的基础性伦理问题，是在法无明文规定下正确指导诱惑侦查的基础。对诱惑侦查所必然具有的人性风险的规制必须采取道德控制先行原则，制定优良的道德控制体系实现对其人性风险的规制。并且对诱惑侦查的立法也要实现人性化。     

回顾与前瞻中的人性--卢梭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人性视野

基于对一种完全未经文明浸染的人的"自然状态"的预设和追溯,卢梭得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认为现实中的恶并不能归咎于人性之恶,而应从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原因.而有道德的人的生成必然有赖于合理的社会秩序,对人性的设定必须从对社会的设定中寻找依据.但合理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样式并不能由人的原始善性中自然地引出,而必须借助于理性的自觉建构.在这里,"自由"就代替"良心"而成为人的应然的本质性规定.但体现为自由的道德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后才产生的,可要使卢梭描述的契约社会得以可能,它又恰恰是不可或缺的,有着应然的意义,而人性也就在应然而非本然的意义上被规定了.     

信仰与政治:尼布尔国际关系思想的基础

关于“罪”的人性学说及以此为基础的救赎史学是尼布尔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础,他认为罪来自人的本性自由及其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这种超越导致了创造与毁灭的并存,而它贯穿于世界历史之中.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骄傲,因为正义只能通过均势来实现.世俗世界的道德不可避免具有相对性,只有上帝之爱才能克服这种相对性.     

从教士与国王形象看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罪感意识

罪感意识是西方文化的重要观念。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罪感”是宗教意识,又是人作为生命主体的道德要求;莎士比亚把“罪感”的描述作为揭示人物深层心理的重要手段。在他的笔下,教士是不知悔罪的犯罪者,反映了作者对教会人员的彻底失望;国王形象则复杂得多,他们大多怀有罪感,精神沉重,走着艰难的“完善之路”。对教士和国王形象的刻画,表现了莎士比亚对教会、王权及理想人格的思考。     

“自由”与“自觉”——从“雅舍”中看“人性”

在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整体格局中，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以一种异质的姿态话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互补”对峙。他对文学的独特认识，对道德完善的要求，尤其对传统的重视，有超越历史时代的价值。他身上浸淫着西方文化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从传统型不断向现代型位移又始终秉承传统文化，历史、久离的故土、许多已逝的人物、还有风物、器物、美食无不触动他的追忆情怀。而“雅舍”里不涉政治、阶级、时代，都是身边的事物，篇篇几乎都抓住“人性”七寸，睿智，幽默，隽永，深厚，耐读，让我们在轻松诙谐中体味到一种久违的安宁。     

人性与人格的人类学分析

从对人性及人格的人类学辨析中,探讨文化的社会性传递、人性的转变以及实践主体人格的养成,对文化传递的探讨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在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看到人性的多种特征（如共性与差异性、生物性、社会学及文化性等）,个体人格与群体人格的文化建构方式。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表现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按规定披露信息罪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解析

《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表罪”修改为“不按规定披露信息罪”,不仅扩大了原罪的主体范围,还新引入了“其他重要信息”这一概念。该概念在本质上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作为潜在投资人的理性公众作出商业行为判断和导致公司、企业现实利益发生重大变化的事项。根据新罪客体以及相关法条的关系，“不按规定披露信息罪”是一种违规性质的轻微犯罪。     

从人性完满实现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也即人性的完满实现。科学对人性完满实现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吸收宗教的合理成分有助于人性的完满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体现了向一种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新价值观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