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选诗活动与清初诗坛的繁荣

清初选诗活动最具特点的,是编选本朝诗的热情极其高涨。清初诗选本的编选与清初诗歌的繁荣密不可分。从选诗活动与诗歌繁荣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清初诗坛的繁荣,为选诗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选诗也表现出规范诗歌创作、引领诗风变化的自觉意识;同时,选本中所具有的对诗学理论的探索与总结,也为清代诗学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毛泽东与中国古典诗学

毛泽东与中国古典诗学张家钊中国古典诗学包括古代诗论、文论、乐论、以及小说理论和戏曲理论，它源远流长而内容丰富。从先秦时期《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这一著名的诗学纲领，到二十世纪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国古典诗学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丰富的古代...     

葛林伯雷与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

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领袖人物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思想,对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它启示我们,应该从古代诗学与政治话语背景、古代诗学与原始民俗宗教、古代诗学与民族文化语境、古代诗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粘连关系四个层面,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的基本框架。     

音乐文学系统和诗学系统的裂变与交融

纵观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音乐文学系统和诗学系统两极徘徊的,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无不经历了从民间音乐文学(或源于民间音乐文学)向文人诗学的转变。诗学系统具有强大的“吸附力”,总是能“迫使”原本游离于诗学系统之外的音乐文学作品回归中正和平的诗学轨道,会由最初体裁与传播形式的裂变最终从功能上回归到诗学阐释的本位,承载起“诗言志”的重任。而当这种“回归”完成时,最初音乐文学系统之“缘情”、“歌其食”、“歌其事”的功能又将由新的体裁样式承担。中国诗歌发展史就是一部音乐文学与诗学两个系统不断地循环往复、互为促进的历史。     

魏晋六朝诗歌创作态势分析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魏晋六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纯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确立。魏晋六朝时期形成的以“诗缘情”为主导理论的纯文学观念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一诗歌理论观念在表现内容、创作机制以及哲学基础三个方面都与以往的诗学观念有所不同,它重新肯定诗歌的情感性本质,使得我国古典叙事诗的创作更为衰微。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自然”之缘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在诗歌创作发生论上,十分注重自然界景物的变化对诗人创作的触动和感发作用;在对诗歌文本的分析上,往往将一首诗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以人体各要素或动植物生长规律来喻说诗歌创作原理；在诗歌风格的品评上,大多以自然风物或各种自然情境来描述性地勾画诗歌风格,并由于崇尚自然的观念而形成了以自然清丽为工的批评传统.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与“自然”之间的不解之缘.     

王国维“境界”说新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是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总结,具有极高的美学理论价值。但学术界在讨论“境界”说形成的依据时,往往把它与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扯到一起,从而把“境界”说看成是西方美学影响下的产物。笔者不同意这种流行的说法,特撰此文,略申管见,不妥之处,恳请专家指正。     

接合理论的诗学意涵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其实是一个“四不像”,在文学批评、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之间往来穿梭,频繁搬用他人的理论武器。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讥之为话语“掮客”。此说并不尽然,“接合”(articulate)理论就是他们的独特贡献。从理论方法上看,它体现了文化研究在文化阐释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艰难的摇摆。从政治意图上看,它不啻为英国文化研究正式介入后现代主义论争战局的宣示,呈现了西方左派在激进政治立场上的融合与分歧。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实际上可以从这种激进的政治话语分析中发掘一种潜在的诗学意涵。它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左派底色。一“接…     

清代历史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史家对于中国史学之理论的认识积累了丰厚的遗产.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包含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对于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史学理论;另一个部分是人们对于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历史理论.清代史学不仅在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呈现出逐步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趋势.     

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的文献学价值

诗歌纪事的编写体制由来已久,但编写旨趣不尽一致。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是第一部研究清诗的纪事诗编,在学术界尤其是清诗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享有很高的地位。《清诗纪事初编》为我们提供了集中而丰富的清代文史研究资料,又注重目录版本的梳理,且附有学术价值甚高的小传,在文献学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轻重之辨

施刑之轻重是古代中国诉讼文化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商周轻重不一 ,到汉唐趋轻 ,再到宋明清之“重其所重 ,轻其所轻”之特殊形态 ,中国古代展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用刑轻重不定的动态画卷。与之相应 ,源自于儒法两家的关于施刑轻重的理论之争也延展开来。从理论上看 ,刑罚适用之所以总呈现出马鞍型发展轨迹 ,而不能在刑罚适中的主轴线上直线伸展 ,应归之于“势”的发展和所谓早已形成的“三国三典”理论的指导。从总的趋势看 ,与中国古代不断加强的封建专制集权紧密联系着     

朱逢甲《间书》的编辑思想

清代朱逢甲编撰《间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同时也是惟一的一部以全面、系统地论述 我国历代间谍活动及理论、方法的专著。从编辑学角度来看,《间书》直接引用文献达50余种,涉 及经、史、子、集、稗官野史等,系统、收集、整理了我国古代所有与间谍活动有关的史料,在我国古 代编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编辑杰作。此书又成书于封建社会末期,在编辑 思想方面吸取了历代编辑思想家的精华,并有所发展,其“述而且作”、“部次条别”与“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融合、“举撮机要”、“互注别裁”、以及“经世致用”的编辑思想闪烁着时代的光芒。     

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生生之证:中国诗学的时间感悟

《论语·子罕》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国哲人凭借时间,化思想与智慧为生命的内在体验。中国诗学也凭借时间,领略生命的诗情与存在的感悟。时间感受,乃是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一支敏感、深细的触角,深深探入生命的底蕴。中国古代诗人的时间感受,明显有两个系统:一是屈子型,以“主观时间”为优势;一是庄子型,以“客观时间”为优势。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探究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探究中国诗与中国哲学之间的深层联系。     

滋味·韵味·神韵

神韵并非只是诗歌的一种风格,而更多是一种诗歌理论范畴体系,它有着悠远的发展历程,简要之,从先秦“神”,到钟嵘“滋味”、司空图“韵味”到唐宋之“神”、“韵”,明王士祯的“神韵”,已近成熟的诗学理论。     

试论彝族古代诗理论的立象取比特征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思维方式，最为突出的就是其普遍的立象、取比特点。在彝族古代诗学的历史发展轨迹中，立象、取比作为一种形象思维长久地积淀于彝族古代诗学的理论思辩的型范之中，并孕育着类比推理与比喻论证的萌芽。在此，笔者将经籍诗学论著中典型而显明的立象、取比方法概括为“树化诗论”和人化诗论”两种形式，从中可以发现，在彝族古代诗学论者传统的认知结构、致思趋向和思维模式中，立象与取比的一端连接着艺术思维（形象思维）的体系，加一端则连接着理论思维（逻辑思维）的脉络，从而形成了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理论形态的基本特…     

雕版印刷技艺遗产的发掘与今用——以浙江调研为例

传统雕版印刷术源远流长,历代成果丰厚,是我国古代非物质人类文化技艺遗产。本文以浙江为例在雕版印刷技艺发展脉络调研的基础上,从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文化宣传教育的辐射力影响和文化产业的综合开发三方面,对其进行了整合研究与构想。     

宗白华意境理论的诗学意义

宗白华意境理论对中国现代诗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表现在:1.在极不利于意境理论生成的现代诗学语境下,宗白华的意境研究很好地填补了现代诗学研究的空白;2.现代诗学涌现出“西化”思潮,宗白华意境研究既能立足于本土诗学,又能有机地消化西方诗学,把“西化”上升到了“化西”的高度;3.宗白华的意境理论还很好地实现了古代诗学的现代转换。     

刘熙载“意格说”中的文体观

刘熙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许多古典美学范畴的总结。意格就是其中之一。“意格”一词,从唐代提出,经由宋人姜夔等人的倡导,已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     

论中国古代的亲属免证制度

中国古代的亲属免证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在中国古代历代法典中则具体体现为“亲亲相隐”或“亲亲相为隐”等原则,这种亲属间相互容隐、相互免于作证的特权在我国被沿用了两千多年,由此也折射出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本文拟从我国古代亲属免证制度的历史发展入手,就我国刑事诉讼免证制度的立法现状展开分析,并提出确立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想,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