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中的国家角色

司法权是一种国家-社会权力。国家主义对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制的认识和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司法上集中体现在司法职能和司法组织构造两个方面。在司法职能上，司法审判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司法政治性与规范性、司法人民性与技术性等面向上的紧张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司法组织构造独立性改革的具体实现路径与主流政治话语深度契合，司法组织构造独立性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张力体现出国家主义立场。     

权力控制:权力清单制度背后的公法思维

权力清单制度设置的最大目的就是强调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通过清单框定政府权力界限,规范权力行使。而对权力的控制恰是公法治理的应有之意,因此,权力清单制度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公法思维。权力清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公法理念相符,但作为政治话语,想要权力清单制度达到最好的效果,首先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处理好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最后要处理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司法行为模式论——以行为理论为视角

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决定行为据以发生的权力在属性上的差别,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则往往由行为对象所决定。正是司法行为对象的差异性决定了司法行为体系中存在着目的行为、戏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交往行为等不同模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作为司法权构成要件的司法解释权、司法审判权、司法监督权与司法调解权等四项子权力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性。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二元权力结构分析

在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长期存在着二元权力结构,这种二元权力结构内部发生并演示着一种紧张关系,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应当着力分析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二元权力结构产生的原因,演变的历史和趋势,从政治和行政的二维上,对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二元权力结构的性质及其变化作出新的解说.     

吻合、变异、离叛——晚清绅士与国家权力的演变初探

晚清时期，绅士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嬗变，绅士阶层由国家正式权力体系外的社会力量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体制内的权力实体，绅权的扩张使绅士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异，由最初的紧密合作、互为支持的良性状态逐渐转变为冲突对抗的紧张状态，导致地方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晚清国家权力与地方绅士之间的权力涨落，折射了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     

论我国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

随着现代化的展开,现代西方政治话语形成了权力与权利两个基本维度。就权利话语来看,经由古代罗马到现代的发展,逐渐由自然法转变为自然权利,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内容的权利框架;就权力话语来看,古代希腊的道德权力也逐渐实现了道德与权力的分离,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权力框架。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既是对古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扬弃,也是西方政治话语现代化的结果。     

从传统到现代:浅析人际关系模式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本文以传统因素中的人际关系模式为切入点,论证民主政治的必然性。中国曾经是一个乡村社会,所以乡村社会形态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和邻里关系按照"差序格局"形成了一种以己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感情为维系的传统人际关系模式,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管理方式与政治现代化相背离。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解构了传统人际关系模式,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现代人际关系模式,能够促进政治现代化发展。     

从古典自然法的政权理论看中国传统法学的重大缺失

古典自然法思想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政权理论体系,其从“天赋人权”出发,用社会契约论解决了权力的来源与政权合法性以及权利与权力关系的问题,为现代西方宪政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这种政权理论恰是中国传统法学的盲点,中国传统法学的这种天然缺陷也是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打不破“专制”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中国法治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将古典自然法的政权理论作为资源意识,为现代制度文明的进程提供理论定位和支撑,才是这种思想对今日中国的真正价值所在。     

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     

论分权的理由与反驳

人类的政治文明史就是人类在利用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保障自身安全、维系有序生活、发展相互协作的关系的同时也努力寻找防范国家权力作恶犯错的方法、途径的历史。由混沌的国家权力观念到分解的国家权力观念,再到由不同的国家机构行使不同的职能权力的分权理论的形成,就是人类在这种历史探索中所达到的政治智慧的最高峰、所获得的政治文明最辉煌的成果,我国传统上否定分权学说的理由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分权不等于三权分立,确认分权原则的合理性并不为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权力配置模式提供理由。     

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地方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综合考察当今中国各地的地方治理，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并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自主性逐步加强，基层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加强并规范。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良好的中国地方治理，既需要有力高效的政府，也需要一个较强自主性的社会力量。     

人民法庭政法传统之形成及其迭嬗

政法传统系指在法律和司法活动中强调以共产党社会治理目标为核心并为其服务的一整套话语、知识以及权力的实践逻辑。其并非某种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应对新政权在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之需要而产生的。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人民法庭的政法传统大致经历了由"台前"的极端政治化至"幕后"弱政治化两大阶段。"文革"结束以后,司法解决纠纷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但由于我国一体化的权力架构及组织形式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司法与政治间的从属关系依然存在。这种工具主义与自治化的内在张力,对我国基层司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德国议会民主政治的权力制约机制

本文以德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为例，分析了现代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问题。议会制民主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权力制约的主要机制是：由联邦制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分配与抗衡机制；议会中各种权力实体之间的分立与平衡机制，包括政党在权力制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政治透明度是权力制约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法治是有效权力制约的可靠保障，这种权力制约机制也存在局限性和弊端     

治理背景下的话语体系转换

在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总习惯于从“国家主导”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是：国家高于并控制社会。计划经济的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计划手段配置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系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使得行政权力直接覆盖整个社会领域，形成社会对政府、民众对权力的一元从属或依附关系。从“国家主导”话语体系理解马克思主义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引出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观念。行政权力至上并控制社会，抑制了社会的自主性和个人的自主活动。权力运作着重于对人的控制，而不是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提升。这样的话语体系不可能给自由、平等、独立人格、创造个性等理念留下足够空间。     

司法的权威困境及其应对

当代中国司法处于权威困境之中。这种困境集中表现为:司法的政治权威与基于专业智识的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司法权威与其他政治权威之间的冲突。从司法的角度而言,导致权威困境的原因在于:司法并没有能够确立"有限性"的基本理念;司法权力过于拘泥于现实政治的逻辑;司法审判过于受政治思维的影响。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司法要树立自己基于智识的权威,走出权威困境,就应在自治型法治理念的支配下,确立有限目标的法律治理,积极探索政治遵从型司法改革模式,强化司法审判业务的技术区隔功能,渐进地努力构筑司法权威赖以成长的空间。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决策机制的基本特征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构成了中国政治决策的核心；由于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误解和领导人超凡魅力的影响等因素，在党内形成了以个人决策为主的集议性决策模式；而国家权力机关与执政党以及执政党内部的政治运作关系所导致的滞后决策更正机制，难以发挥对错误决定的更正功能。     

司法独立问题研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方向确定为“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实现改革确定的目标我们必须建立司法独立体制。分权不是司法独立的唯一根据,非分权国家也能搞司法独立,不管是法治发达国家还是后发达国家,不管在哪种意识形态之下,司法独立已成为对各种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世界上没有超政治的司法独立,司法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司法独立体制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一种有益模式。这种体制肯定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正、公平和有效的司法服务。     

国家话语权建构的双重面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其中蕴含着提高国家话语权的双重面向。国家话语权利与国家话语权力是国家话语权的一体两面,前者强调中国发声的权利,是"向内"面向,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能量,面向现代话语传播,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后者注重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和支配权,是"向外"面向,需要面对的是中西方关系,即在自我与他者的转换中,争取话语自觉,达到"美美与共"之境。如此内外同时发力,共同构筑国家话语权的双重面向,是新时期提高国家话语权的可行路径。     

社会工程的政治维度——基于对詹姆斯·斯科特社会工程批判理论的解读

中国学者通常习惯于将社会工程"去政治化",即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技术问题。作为重要的社会工程批评者,斯科特对社会工程的分析恰恰强调的是社会工程具有的政治维度。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展示出斯科特的主要观点:首先,社会工程的知识论基础是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这种立场主张对科学技术及知识体系的排他性控制,贬低或取消了其他类型知识的合法性,进而产生了新的知识政治问题;其次,社会工程嵌入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之中,始终遭遇着社会力量对社会工程的修正与反抗;社会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规划者取消地方实践知识的合法性,使得权力从地方和民众向市场与国家转移和集中,使前者依附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