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核心

中国对外关系越来越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也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面临各种安全挑战时，中国政府强调稳定是大局，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学者称之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中国外交与内政关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和复杂，但国家（state）安全始终是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核心。     

“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争论与进展

自从“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它便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广泛关注。冷战期间，美国公共外交，“作为美国向其他国家宣传美国生活的一种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公共外交这一传统角色逐渐失去了意义，并“消沉”一段时间，直到“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再次成为政界和学界讨论关注的焦点。     

中国军事外交与军事对外传播

中国军事外交中的军事对外传播具有传播主题和平性、议题设置战略性、目标受众差异性、实施过程协调性等特点,并在中国军事外交中发挥着军事外交理念的传播功能、军队形象的塑造功能、军事外交舆情的检测功能。然而,随着中国军事外交步伐的加快、军事外交对象的丰富、军事外交视域的拓展,军事对外传播面临着由军队形象塑造到军事文化渗透,实现军事对外传播受众由自主认知到自觉认同的转变;由国家外交的军事外交到大外交中的军事外交,实现军事对外传播姿态的转变;由单向宣传到双向互动,实现素材运用由单一到多元的传播方式的转变。     

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多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中国对外战略逐步实现了从"三个世界"到"一个世界"、从"敌友外交"到"伙伴外交"、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经济外交"、从"低层次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的适应性转变。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是中国与世界在三十年互动中完成的,是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作用与中国自觉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行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者间的协同,推动着中国和世界沿着繁荣稳定的方向前进。     

加强“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研究的几点想法

几年前我在《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一文里(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已经注意到这一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我在那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外交必然会受到公民社会日益增大的影响,而后者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文章引证了     

文化外交及其在当代对外关系中的独特价值—兼议地方对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实现途径

文化外交源于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交流活动,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外交,其内涵、形态以及对一国总体外交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早期传统外交的分工布局。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正赋予文化外交以全新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式管理探析

中国外交手段日益多元化、战略目标逐渐清晰,但国力发展与国家形象、国家影响力提升之间仍存在不同步现象,使中国外交当前的转型面临一种异化困境。导致这一困局的原因主要在于,外交手段与外交资源未能实现有效对接,导致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脱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依据多维度视角对中国外交资源系统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改变当前外交资源碎片化的现状,在资源的开发及利用方面依据差序化逻辑将不同维度的外交资源组织起来。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有机结合,差序化逻辑可使中国外交资源的调用形成一种复合式结构:明确不同外交资源对实现不同目标的比较优势,进而建立实现外交目标资源调用的立体结构图。对中国外交资源的差序化管理要求,准确认识不同的外交资源在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并在外交资源的开发上通过调节资源分布来对结构加以优化。这一立体结构图本身并非固定不变的,相反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依据外交目标和外交资源之间的不同搭配,促进外交目标的更好实现,同时有效节约外交资源。这对实现中国外交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外交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也有重要意义。     

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大概是四五年前,在一次有关上个世纪40—50年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本人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当时提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受到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向性”,借用的是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美国学术界描述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简单概念。其含义是指在苏联这个主要的外部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根据美国国内政治的各种需要而非应对外部世界变化而制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固然与美国非常不同,国内政治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也不清楚。由于缺乏…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外交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交如何为科学发展服务,二是外交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理论依据,而且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包含以下六点：完善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和基本原则;倡导文明对话与合作,推出＂和谐世界＂新理念;注重利益和责任均衡的负责任外交;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树立中国发展崭新形象;科学发展观为新时期外交注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     

西方国家对中国公共外交的评估及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外交获得了长足发展,引起了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它们对中国的公共外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估,涉及到中国公共外交的缘起、发展历程及开展公共外交的资源与制约因素、中国公共外交实施体系等诸多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对中国未来发展公共外交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粮食外交的中国认知(1979—2009)

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外交研究开始步入专业化轨道。学者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美国粮食外交史,同时也开始研究中国自己的粮食外交史,从理论层面分析粮食与外交互相作用,并对近年的国际粮食危机进行跟踪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今世界粮食形势并不安全,挑战和机遇并存。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围绕中国的粮食外交这一主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粮食进口与中国对外关系演变之间的关系,二是判断世界粮食形势的多维视角。     

一部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的著作——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

进入新世纪后，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给中国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研究提出了更多的亟待研究和应对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由王逸舟教授和谭秀英女士主编的《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以下简称《六十年》）是这些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学者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在写作体例、研究视角和史论结合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是我国学者探讨中国外交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     

人权外交是美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纵观几十年来的美苏关系史,人权外交是美苏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人权外交在美苏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继卡特时期的"人权外交"之后,里根在人权外交方面颇有建树。人权问题仍然是布什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议程之一,且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认真研究美苏两国如何利用人权外交实现其国家利益,对于我们了解美苏关系的总体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本文力图在这方面作一剖析。     

中印议会外交的历史回顾及现实特点

议会外交是一国立法机关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交往,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印两国议会,都曾积极参与到本国的总体外交活动中,是中印外交比较重要、十分活跃的外交主体,为中印外交关系的建立、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诗赋外交”的起源及近代发展

"诗赋外交"是指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即通过吟诗作赋,表达立场、传递信息的一种外交话语方式。它源于西周,盛于春秋,相承千载,贯穿古今,其间,"赋诗"方法、诗歌内容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以诗代言、赋诗明志的独特外交话语方式却始终没有消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诗赋外交至今发挥着独特的外交艺术魅力。     

晚清湖湘文化中的外交思想——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年代,经世之风浓厚的湖湘文化催生了一大批以救时为己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外交思想与实践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他们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为三点:识势、循理、尚争。尚争是湖湘文化外交思想中的核心,意在努力维护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利益。识势是尚争的前提,即识事之轻重,非一概都要去争。循理则是尚争的手段,强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尤重国际公法与条约的作用。这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外交思想体系。湖湘文化中的外交思想亦有其局限性,在当时外交实践中既取得过成功,也遭遇过失败。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在新时代实现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伙伴关系外交步入新阶段,伙伴关系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主要得益于二者在价值理念、布局方向、建设目标等方面高度耦合,这种耦合也为二者进一步互助互补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未来一个时期,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需从加强机制建设、突出重点内容、推进对欧合作、管控大国竞争等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的传统外交

传统外交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90年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这三大历史潮流,领导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最初的消极、被动和单一走向今天的积极、主动和全面,始终致力于和平外交、开放外交和独立外交,并且很好地把握了物质利益与普世价值的平衡,包括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平衡,更侧重物质利益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与更侧重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关系与多边外交的平衡。中国传统外交的这一不断发展,既使中国传统外交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为中国传统外交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百年演进与当代发展 ——基于民族复兴视角的分析

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指南。追求民族复兴是一个长期、宏大的历史进程,它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大国崛起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与历史使命。从实现目标及其顺序来看,民族复兴包括安全保障、富强发展、文明重构三个层次。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冷战等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下,实现保障国家安全这一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走出了从“谋富”到“求强”的复兴之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可能贡献,文明复兴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当前,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将民族复兴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为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互动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传承优秀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理论架构、问题导向、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当前处于系统整合阶段。因此,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问题意识并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中国当前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在系统性方面,要加强外交和安全、外交和内政的衔接;在互动性方面,要加强外交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的整合;在国际性方面,要在体现中国特色、提升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上实现对立统一;在应用性方面,要提升外交安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此使相关理论在探索创新中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