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东政策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代替英、法成为操控中东事务的主要超级大国。确保中东地区远离苏联阵营,确保西方国家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目标。然而,9.11事件的发生使中东伊斯兰地区被美国视为当今世界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经反复酝酿和策划,美国抛出了“大中东计划”,力图通过“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来达到消除恐怖主义和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优势的目的。这种“民主改造中东的新战略”,必将带来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美国中东政策:矛盾与困境

在美国的中东政策考量中,安全、经济、价值观和全球领导地位四大利益目标均占有一定分量,它们常常相互阻碍,彼此抵触。奥巴马政府在应对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时,既要同时服务于相互冲突的四大利益目标,又受国内政治斗争干预,再加上中东局势变化极快,其政策不可避免地充满两面性、矛盾性和多重标准。近期美国仍要修补其原有的中东政策。从长远来看,美国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资势所必然,对中东民主化问题则持伪善态度。     

美国新能源战略初探

确保美国未来能源安全是美国新能源战略的核心目标。在国内,美国加强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与开发,推行能源多元化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战略石油储备;在国外,美国加强对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控制,同时减轻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并不惜以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对世界其他地区能源的控制和影响。     

犹太人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犹太人的人权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策略和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现实利益考量、传统价值观、历史悲情（尤其大屠杀）等因素，都将犹太人推向美国人权外交的前沿。在犹太民族主义、“美国信条”和普世正义之间，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美国信条”界定的美国利益，是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事务的两条基本准绳。对犹太民族根本利益的考量有着优先性，但从美国公民的立场出发，他们在人权外交中的民族诉求通常也须与“美国信条”相合，服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难免表现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     

美国"九一一"事件与两岸关系

美国"九一一"事件对今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将带来一些有利的影响,进而使两岸关系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傲慢而又自负地举起了"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的大棒,到处肆意干涉别国的内政,把以美国为主导的政治历史观、社会民主观、道德价值观强加于他国人民的头上,轰炸伊拉克,进而侵犯其领土和主权;出兵科索沃,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中东政策过分偏袒以色列,导致中东流血冲突不断升级,使中东和平前景暗淡……正当美国的"武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之时,对美国的仇恨之火终被点燃--公元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和华盛顿遭到了恐怖分子致命的自杀性袭击.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贸易中心及五角大楼一角数小时之间灰飞烟灭,造成数以千计的生命消失和数以亿计的财产损失,而美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被打破了……受"九一一"事件的影响,美国会重新审视其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将会作一些调整,使之更务实,但其全球战略框架不会改变,还会乘机加强.     

美国的伊拉克困局及伊拉克战争的遗产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美国赢得了最初的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四年过去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一种"撤不得、留不得、打不赢"的尴尬境地。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对伊拉克占领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出现了偏差。为了应付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双层压力,在过去几年中,布什政府不得不不断调整其对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政策,改组其外交决策团队,排除新保守主义分子,逐渐向现实主义回归,但却始终未能稳定伊拉克的局势。伊拉克战争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中东格局和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伊战争与美国全球战略

2003年3月20日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冷战后美国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进行的第四场地区性战争,它是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而发动的一场改变中东格局的关键性战争。这场战争强化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加强和巩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试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均势策略

均势策略是美国为维护和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对同盟国、敌对国或潜在的挑战国通常采用的策略,其具体策略主要包括均势外交、矛盾外交和可控的矛盾外交。这些具体手段在美国对华外交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巴以问题的政策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宗教认同与冷战后的美国中东政策

冷战后 ,美国在中东地区“一枝独秀” ,但它并没有因此改变其传统的通过扶持以色列而制衡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究其原因 ,主要是美国国民对以色列有着基于宗教的强烈“认同感”。若从冷战后的中东政治格局来看 ,美国没有必要支持以色列。但由于美国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国家” ,宗教对外交决策有着巨大的制肘作用 ,而其主流宗教派别———基督教与犹太教在渊源、教义以及实践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同一性。这样 ,美国支持以色列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选择性介入:美国中东政策调整

本·拉丹被击毙象征着反恐主导美国全球战略时代的终结,新防务报告出台标志着美国全球收缩进入实施阶段,中东政治动荡一年之后美国对形势的判断趋于乐观.这三大因素决定,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性投入将逐渐减少,美国对中东盟国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可能弱化,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可能采取选择性介入战略.     

试析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及实施

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名的美国新中东政策——艾森豪威尔主义,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冷战宣言书,它的出台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中东形成的“权力真空”,遏制苏联的需要,中东石油资源、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有关,更有美国自19、20世纪之交形成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关。可以说,“门户开放”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的深层原因。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其出台后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应用了三次。     

“东突”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东突"问题已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重大威胁,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引人注目。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自身利益至上,在"东突"问题上的战略考虑则涉及反恐、美中关系、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其不同需求之间存在冲突,由此也导致美国"东突"政策的模糊和多变,并在诸多层面上影响到"东突"问题的解决。虽然美国因素会继续在"东突"问题的发展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鉴于一些条件的制约,美国会对"东突"活动的支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中东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热点地区。文章从历史、民族、宗教以及外来侵略等多个层面分析中东问题的复杂性。指出中东情况错综复杂、矛盾冲突众多、战乱持续不断、形势反复多变。文章着重阐述了巴以矛盾的由来和现状,指出美国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问题上推行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它更深地陷入中东旋涡之中。     

东亚能源安全困境与出路

能源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经济投入,也正在逐渐成为具有权利特征的政治要素。当前东亚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能源需求的激增和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增强并存,运输线路比较单一,而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一项共同的能源安全政策。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尽管东亚能源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不过仍处于初级阶段。东亚国家应以战略性眼光积极促进能源合作,建立某种形式的能源共同体。     

200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各种因素的解释,不只是经济状况、内外政策和候选人个人品格,更重要的是一些存在于美国政治运行中的经验性规律。在伊拉克的硝烟未尽之时,在“9·11”的创痛未愈之际,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所将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促使美国本身的内外政策稳健与温和,对国际局势,包括美中关系也产生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东国家政治秩序失范与重构问题研究——兼论政治秩序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2010年末以来,中东国家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与中东国家以往的政治冲突不同的是,本次的政治动荡是国民对本国政府的反抗。民主流于形式、政府腐败严重,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强烈的文化抵抗性和地域的封闭性是造成中东国家政治动荡的主要因素。因此,中东国家应从提高社会流动性,建立和完善"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机制、提高政府回应性,促进社会公平、适应环境变化,加快政策轮替、启动伊斯兰文明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机制四个维度进行政治秩序的重构。     

试论美国对伊新战略及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东问题已不仅是个地区性问题,还关系到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等全球性问题。布什总统2007年1月提出了关于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新战略”,内容包含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个层面,但短期内难以奏效。“新战略”的实施主要受美国国内政治走向、巴以问题、黎巴嫩局势、伊朗外交政策走向以及俄、欧、中、日等大国(集团)与美国关系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资源与影响力——美国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资源分析

美国族裔群体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一直都试图发挥各自的影响,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而族裔群体内部所拥有的各种族裔政治资源则决定着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其中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社会融入与经济地位、组织能力与政策目标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美国政治与国际环境等外部条件相同的形势下,这些因素是区别各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具有多大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美国学界对中国亚洲政策的认知

近年来,中国的亚洲政策备受瞩目,美国学者的评价也比较积极。在对中国亚洲政策关注的背后,美国实际上更多地是对亚洲地区结构变化和对美国影响力下降的担忧。在分析中,美国学者也对中国现行亚洲政策能否持续长久并最终导致中国主导亚洲的前景带有相当程度的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