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高敬亭案”溯源

本文从多方面探讨了新四军高敬亭案的根源。高敬亭在“贯彻东进战略”、“杨曹事件”中负有责任,而其耿直的性格和“新开岭事件”等影响了部队团结,并因此最终遭致杀身之祸。文章肯定了高敬亭的历史功绩,并对其在第四支队的工作给以恰当评价,认为高敬亭“功大于过”。     

叶挺在南昌的革命活动

叶挺在南昌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确保起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叶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军部、将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带上抗日最前线起了独特的作用。     

女儿眼中的项英

项英同志牺牲60多年了。现年77岁的项苏云．常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军的各种研讨会。每每追忆往事．她总是说：“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试析项英与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建设

项英在近四年的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任职期内,为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撰文进行廉政建设的宣传,而且以身作则,与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苦,更是亲自部署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对重大贪污分子进行严办,这充分显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反腐决心。他不愧为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试论项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贡献

项英在中央苏区担任领导(特别是军委领导)期间做了许多军事方面的工作,如建立军委总政治部、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积极开展扩红运动、确立"八一"建军节、参与领导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苏区武装斗争的开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项英受"左"的影响,在军事领导方面出现过失误,但他仍是中央苏区时期作出较大军事贡献的重要领导人。     

对新四军的点滴记忆

新四军四师有三大法宝:骑兵团、文工团、《拂晓报》。骑兵团里,大人们不让我们摸枪,却让猴子玩枪。文工团的节奏很快,我曾亲眼看到,编剧利用首长吃饭的时间,把剧本、歌词念给首长听,首长边吃边听边发表意见,不一会,一场生动活泼的,富有战斗力的,能鼓舞人、感染人、教育人的戏剧就出现在露天舞台上了。而对于《拂晓报》, 在姥姥眼里,它比外孙更重要。     

抗战时期宋庆龄对新四军的援助与宣传

抗战时期,宋庆龄对新四军的援助在于,确保新四军医药器械的需求,支援新四军地区工业合作社的后勤物资供应;宋庆龄对新四军的宣传在于,充分肯定新四军的作战成就,颂扬军队的精神品质。宋庆龄出于民族大义,出于对三民主义的特殊情感,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国共合作,在抗战时期始终投身于救济事业。这些都说明了宋庆龄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不朽的贡献。     

新四军的由来和铁军精神

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在华中地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卓越功勋,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为什么选择在庐江?

新四军在庐江设立江北指挥部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庐江是皖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选择庐江作为江北指挥部的所在地是当时历史背景下解决四支队内部问题的需要;从庐江县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庐江是当时皖中和皖东人口较为集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便于兵员补充和部队保障等。实践证明,新四军选择庐江汤池作为江北指挥部是正确的。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及其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主要矛盾的转化,解决革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很多有影响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了军队建设、根据地的风土人情及党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调查研究人员通过开展专题调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将普遍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全面客观地开展调查研究,并在调研中透过现象看本质,注重调查策略。调查研究的开展,为政策的调整及转变提供了依据,克服了工作中的困难,推动了各项政策的执行,并提高了干部的工作能力。     

由“许霆案”看罪刑均衡

"许霆案"的出现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许霆盗取ATM机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量刑是否科学、公正,成为本案的焦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许霆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规定,但根据罪刑均衡原则,法院对许霆的量刑不免失之过重,由此反映出我国罪刑均衡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着解释不均衡、体系不均衡等问题。     

论婚姻与爱情及其关系

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客观的东西,具有理性、规定性、公开性、稳定性、特别是唯一性等特点;爱情是男女之间的一种心理感受,属于主观的范畴,具有感性、随意性、隐私性、易变性、尤其是多样性等特点.爱情是两性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婚姻是两性关系的一种主要形式;爱情可以超越婚姻,婚姻不能左右爱情.婚姻与爱情的关系决定了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应该始终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这个基本前提,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婚姻规范.     

挖掘香山文化资源 促进新时期统战工作

香山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时代特征,深度挖掘和整合香山文化的人文历史资源,尤其是弘扬香山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先导性和传承性,充分发挥香山文化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于推进统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新时代的政商关系研究：进展与前瞻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呼唤下,政商关系产生了新内涵,政商关系研究也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和新研究范式。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致力于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有何新意”以及“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浙江工商大学“新型政商关系”研究团队通过研究综述与学术交流,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新内涵、新核心、新定位、新机制、新路径、新保障进行了提炼,也对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展望。     

论权利与资源的关系

权利是个关系概念，具有相关性，如果在权利建设中，忽视了这种相关性，权利将是非常异质的，在此意义上，资源对权利构成了限度。作为权利与资源关系的逻辑推论，一个强力政府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此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     

监督的双向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监督也可有双向性。监督的双向性理论解答了谁监督监督者的法律难题,指出检察机关自己监督自己存在法律谬论。为避免监督的双向性,应将检察机关的职权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追诉权,另一块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独立出来隶归人大,建立专项监督体系。     

律师与法官关系的重构

律师与法官是一个国家司法的中坚力量,如何构建我国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笔者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律师与法官关系的重构措施:认为应当加强律师与法官的自律;实现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合理"隔离";建立律师和法官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机制;完善律师与法官的监督与制约程序;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     

当代体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研究

在当代社会,体育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二者在不断地交融与渗透中形成辩证统一关系。体育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促使体育经济复合体的出现,这一体育经济复合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推动了体育和市场经济的共同繁荣,并最终拉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意义缘由、关系厘清与基本要求:论新时代青年奋进中国梦

青年是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在新时代,引导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是伟大梦想的召唤,是青年代群的责任,是时代使命的担当.投身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广大青年需要正确厘清青春梦与中国梦的辩证关系,把握中国梦是青春梦的凝炼升华、价值引领和根本前提,青春梦是中国梦的生成基础、具体表达和实践支点,在奋斗中努力实现青春梦与中国梦的同频共振交相辉映.为此,广大青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矢志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创造和锤炼高尚品格,才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绽放青春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