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三条道路”的再思考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潮。它是在冷战后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终结、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西方各国中间阶层的扩大以及欧美各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积重难返等背景下产生的。虽说目前学界对第三条道路的评价还没统一,但我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新形势下社会民主主义的变种,它融合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力图改革现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政治现实主义尝试。所以与其说它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框架,倒不如说它是一种采取行动的政策纲领,因为它的现实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它在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将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     

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借鉴价值与实践意义

英国工党在实践“第三条道路”的过程中奇迹般地连续三届组阁，在右翼政党纷纷执政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一枝独秀”。其执政经验和治理之道对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极具借鉴和启迪。一是对如何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极具借鉴意义；二是对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和谐极具借鉴意义；三是对如何不断扩大我国对外开放极具借鉴意义。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解读“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既有别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也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是西方左翼政党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自身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诸多深层矛盾而对其理论进行的创新。     

"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哲学观:第三种经济自由主义

本文通过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指出"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哲学观是在传统经济自由主义、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基础上,超越传统左右派理论综合提出来的新的经济发展观,其经济哲学观的倾向是第三种经济自由主义.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作为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路径,"第三条道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虽然"第三条道路"值得我们借鉴,但缺乏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的自身特点的结合决定了我国必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更是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因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条道路”再回首

＂第三条道路＂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再思考,也是西方对世界发展变化新趋势的反思和调整。它为认识今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同时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德国学者谈欧洲“第三条道路“

１９９９年９月 ２１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艾伯特基金会政治教育部主任、德国基根大学和多特蒙德大学政治系教授托马斯·迈尔（ＰＨＯＭＡＳＨ ＭＥＹＥＲ）,应邀在北京大学就当前引人注目的欧洲“第三条道路”问题,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的近３０名中国学者进行了座谈,阐述了自己对欧洲“第三条道路”的基本观点和看法,现综述如下,供读者了解和参考。 一、关于欧洲“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迈尔教授…     

邓小平理论与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思想之比较

本文对作为“第三条道路”典型代表的布莱尔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作了若干方面的比较 ,认为两种理论有某些相似之处 ,但两种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根本对立的 ,其根本的差别在于它们分别是不同政治制度下产生于不同国度、与不同国情相结合的理论     

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

自1997年至今，英国工党已经连续赢得三届议会下院选举的胜利，执政11年，期间工党不断创造自己的历史：拥有最年轻的领袖、连续执政时间最长，与此同时英国经济社会也保持着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这一切觏与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哲学观--吉登斯思想解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要超越"左"与"右"对立的政治哲学,其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是安东尼·吉登斯.由吉登斯进行系统化阐述的"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包含六个方面,即修复与重构被破坏的社会团结;生活政治的兴起--摆脱解放政治,建设生活政治;现实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建设以信任为基础的能动性政治;改革福利国家,建立投资型国家;消除各种暴力.     

多维视野中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奉行既不同于左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右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作为流行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政策取向,“第三条道路”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左翼力量为重新自我界定和超越传统政治认同模式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是对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资本主义改良的探索和尝试。“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它并不能消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制度危机。     

英国“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模式比较

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成果,英国第三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与各自国情相适应的产物。从共同的国际环境、特殊的国内环境以及政党对执政地位的永恒追求来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形成原因的区别与联系,从理论取向和客观沉淀来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基本特征的普遍追求和各自特色,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深入理解、不断完善和坚持实践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良法、围墙和第三条道路——明代吏治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启示

作为良法的官吏法和作为围墙的监督机制是明代吏治在文本上的最显著特征。但在实践层面，明初吏治清廉的效果却没有一以贯之。究其原因，明代始终没有找到一务兼顾法律和道德的“第三条道路”。以史为鉴，我国当前的公务员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加强立法和监督，还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使官员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远离腐败。     

五四时期研究系的“第三条道路”

在五四社会主义大潮的激荡下 ,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转向改良式的社会主义。梁启超、张东荪改宗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 ,张君劢则倾心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这种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 ,旨在平衡个人自由和经济平等 ,寻求一条兼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路。研究系的改良式社会主义 ,表征着现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发端 ,它日后成为现代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思想资源。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作为一种理论,"第三条道路"具有进步性,但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西方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及其演变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大体经过了产生、发展与反思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9世纪中叶,以追求社会和谐、社会均衡为目标的社会秩序理论的产生,是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产生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后,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社会福利理论与福利国家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西方社会建设理论逐渐走向成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第三条道路”理论与“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的产生,标志着西方社会建设理论进入了反思阶段。     

查韦斯：从“第三条道路”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

2007年1月，乌戈·查韦斯在新一届总统就职仪式上庄严宣告：“祖国，我发誓，要么社会主义，要么灭亡。”他表达了在新任期继续推进“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化”，带领全国人民踏上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决心。     

第三部门及其社会管理功能

在国家领域(公域)和市场领域(私域)之外存在非政府及非营利的"第三域",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第三域"的发展和管理需要"第三只手",这"第三只手"就是第三部门.文章阐述了"第三部门"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优势,分析了第三部门在我国出现的原因及其作用,并具体介绍了一些典型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