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我国地方行政层级变革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形成了除较大的市以外的设区的市管辖县和不设区的市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状况既增加了地方的行政层级,又阻碍了县域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并违反了我国《宪法》关于地方行政层级的规定。为此,只有尽快变革地方行政层级,实行省直管县和不设区的市的体制,方能维护宪法权威,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     

我国地方行政层级改革的制度分析

层级设置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地方行政层级设置普遍实行四级制,而国外地方治理普遍实行两级或三级制。地方行政层级设置过多有损于行政回应性,不利于降低行政成本,现行“市领导县”体制还存在着“市压县”现象。借鉴国外地方治理的有益经验,我国有必要减少地方行政层级设置。可供参考的改革思路是,改革“市管县”体制,实行市县分设分治,将地方行政层级从四级制缩减为三级制。     

市县关系的历史叙事和改革启示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市县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经历了"县管市→市县并立→市领导县→市管县"的复杂变化,"市"、"县"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关系模式下也不同。采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市县关系变动的历史细节进行梳理,从中总结出市县关系朝向"分而合作"的方向迈进,既能为当下市县关系改革导向提供有意义的解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实践提供启发。     

乡村振兴中的省直管县改革:何以需要?何以实现?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省直管县改革与乡村振兴间存在高度关联性,能够促使资源和收益向县域和农村集中倾斜,从而使更多的县域居民和农民受益。促进乡村振兴和省直管县改革之间的有效结合,既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为此,应确定省直管县改革为农村发展带来的托底功能,完善和深化相关改革。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重构市县良性竞合关系。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撤县设市、县改区、强镇扩权等工作。     

“省直管县”体制不应“一刀切”式推开

＂省直管县＂已经成为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省直管县。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体制并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应一切西化。政府层级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只可顺势而为,不可强力推行。在＂省直管县＂改革过程中各省可因地制宜,自主选择;应该注意把握改革的方式、节奏和速度。切忌操之过急,搞一刀切。     

市县协调发展:四川“扩权强县”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本文对四川扩权强县改革的起点、改革范围和内容、改革成效和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扩权强县改革以来,试点县(市)经济发展提速,但县与县之间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差距较大;省市县三级政府的职权责逐渐清晰、但市县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行政效率有所提高,但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亟待提升;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增强,但财政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提出扩权强县改革需要系统的改革方案,应明确市县协调发展的改革思路和目标、深化财政体制的分类改革、不断转变政府职能。     

以省管县体制构建我国地方行政层级的思考

省→地市州→县→乡镇构成了中国现行地方行政层级,而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各界的普遍质疑。2002年以来,浙江、湖北、山东等省下放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到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强县扩权”的举措,被视为是施行“省管县”的“先头兵”。本文拟就这场改革的背景以及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做一探讨。     

“省直管县市”: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市管县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旨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选择,当今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深入改革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而实施减少层次、增加幅度的省直管县体制,应该是21世纪初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入改革的重要路径,但也存在一些现实困境.本文在理性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改革步骤和相关配套措施.     

论“市管县”体制改革

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市管县”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现阶段其缺少法律依据、降低行政效率、导致市县关系紧张等弊端日益显现。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科技的发展、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壮大县域经济以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得改革“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直管县的条件逐渐具备。许多省已在“市管县”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市管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配套措施联动，稳妥推进。     

甘肃省省直管县的改革建议

甘肃省2007年开始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试点,目前面临从改革试点向大胆实施全面改革进行转变的阶段。省直管县财政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降低行政成本,激励县域经济做大做强,充分自治,形成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建立县域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为省直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论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与地方政府层级改革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要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做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至县域,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到省和中央政府。省直管县能有效调动和发挥县级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当前改革条件已经成熟,要在分析问题基础上分类指导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明确省、县政府职责重点,下放权力,以事权确定财权,合理核定县的机构设置,缩小省级政府管理规模和幅度,创新市制,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     

省直管县改革中财政权配置困境分析

当前中国政府展开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诸多困境,如法律制度的缺失、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的冲突等等,其根源在于财政权配置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改革进程。文章主要从制度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分析并提出了在改革中优化配置财政权的主要对策,为改革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指导。     

必须变革城市行政层级权力体制

在下一步的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将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变成更加发挥市场力量的、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的行政层级结构的改革是一个关键点,它决定了城市化将是一个健康的发展过程还是一场麻烦.简言之,中国的城市化应该做到行政层级权力与城市治理权力相分离.     

行政绩效评估体系在地方行政改革中的运用

行政绩效评估体系的基本理念是建立“顾客导向”的行政体系,它重视政策、计划和项目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实现行政评估和行政问责的一体化。行政绩效评估体系是基于量化指标、与行政资源分配相配套的体系。建立行政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促进“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和“可持续供给的政府”的建设。行政绩效评估体系宜首先在地方政府中推广;可以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项目为对象,逐渐扩展到地方政府的所有政策、计划和项目。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视野中的省直管县改革

十八大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省直管县”模式的推进逐步进入深水区。管理格局的变化、委托—代理关系的打破以及核心—边缘结构的变动使省市县三者角色、地位、功能发生了改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三者之间的关系,理性分析这种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要借改革之机,重构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间关系,使省、市、县能够各安其位,合作共赢,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好治理。     

“中德行政层级改革项目”课题组在容调研

“中德行政层级改革项目”课题组成员、德国斯拜尔行政大学菲尔贝尔教授一行五人于2010年10月14日至16日在成都展开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调研活动和学术交流。他们先后参观、考察了三圣花乡、大熊猫繁育基地、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及成华区同乐社区等，并为来自四川大学、成都行政学院、     

斜向府际关系——多元市县合作的基点

中国当前市县关系呈现严格等级区分,县级以下地域的资源常被城市低价甚至无偿享用,拉大了城乡差距,无益于国家总体平衡目标的实现。从斜向府际关系角度分析,在于尊重地方行政主体的自治权力,力求破解市县等级制难题,将县(县级市)从隶属于地级市的现状中解脱出来,规避科层制论资排辈和以大压小的困境;斜向府际关系把市县关系定位于斜向、平等、网络型交流,搭建多元市县、省市、省县等地方政府平等沟通的平台。配套工程是宪法明确定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通过地方自治立法规范各级政府行为,适度授权县级政府,回归市制人口聚居本位,这是大陆府际关系协调与城市化轨道不容回避之路。     

行政生态学视野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分析

本文以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影响各国的行政生态要素入手,分析我国行政生态要素的现状。通过分析,认清我国行政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以十八大所提出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为指导,在行政生态学视野下,探讨我国行政体制应如何应对行政生态要素的困境。     

县级行政改革面临的五大难题

县级行政体制改革近年来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究其原因在于改革有许多绕不过去的难题 ,这些难题主要是 :改革成本难付 ,冗员难以分流 ,权力再分配难以运作 ,职能转变阻力太大 ,机构改革干扰太多。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共同攻关。     

大部制改革: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大部制改革既不是将政府部门简单合并,也不在于行政机构和公务员队伍的规模是扩大还是缩小,而是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而对现有行政资源在结构上的优化和整合,其目的在于实现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政府治理.大部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有赖于实现激励相容和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