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新时期“德国问题”发展新考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实现国家统一已经20余年的德国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质疑和诟病。"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问题又在困扰德国、欧洲与世界。对此问题,本文认为:"德国的欧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德国处于怎样的状态,其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作用一直存在;二战以后的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欧洲的德国","接纳德国"同时又"防范德国",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德国开始奉行一种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至今未变;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在"欧洲的德国"(原则层次)框架中推行"德国的欧洲"(操作层次),包括发展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势之使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两个半政党制”到“流动五党制”——德国政党体制的类型转变?

德国延续了二十余年的"两个半政党制"被"流动五党制"取代。在2009年秋季大选中,左翼党取得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再次确立了其在联邦议院中的地位,其他小党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全民党、尤其是社民党的失利让人触目惊心。本文根据尼德梅耶确定"两党主导"的温和多党制的标准,认为2009年大选使得德国完成了从"两党主导"型到多元化型的类型转变,而"两党主导"特征水平的下降事实上从1980年代就已开始。作者分析了2009年完成这一类型变化的原因和该变化对德国政治格局的影响,最后讨论了德国政党体制的前景。     

“政治环境”视角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变化

近年来,德国全民政党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而右翼民粹政党——选择党以及建制派小党的选票不断增多,德国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加剧。本文以分析德国选民群体为出发点,引入德语文献中的"政治环境"概念,描述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基本特征,观察近年来德国选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党偏好变化;以2017年德国大选为例,从"政治环境"视角探析德国选择党崛起、全民党式微的原因。一方面,观察选择党在德国东部联邦州势力倍增与选民的经济、就业和教育背景的关联;另一方面,分析德国不同"政治环境"类型的社会文化及经济领域的价值观分歧对全民政党内部矛盾的影响。     

世纪之交德国文坛中的“李白热”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巅峰——唐诗有了新的认知。20世纪初,大批颇有影响力的德国诗人尽管不懂中文,但纷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对中国诗歌的改写,从而使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德国文坛涌现出一股"李白热"。自然主义诗人阿诺·霍尔茨将李白的诗句和母题嵌入其诗歌巨著《幻想者》中;印象主义诗人理查德·德默尔创造了"拼贴法",用新的主题将李白的多首诗歌融汇在一起;表现主义诗人克拉朋特则主张从"精神"出发,对中国诗的"殿宇"进行重建,不仅借中国诗歌表达了和平主义思想,还为德国读者呈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诗歌王国。可以说,德国诗人与李白的精神对话使唐诗间接参与了世纪之交德国现代诗歌的转型和重构,唐诗由此也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

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中从最初的犹豫走向后来的独断,这一表现既与德国的经济治理理念有着紧密关系,又是德国国内各否决玩家钳制的结果。虽然"欧洲的德国"依然是德国的行动框架,但是通过欧债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德国的欧洲政策自两德统一以来呈现的若干新变化:德国的欧洲政策日益为内政所驱动;德国的"欧洲使命"日益衰减;德国正在成为地缘经济强权,等等。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对德国欧洲政策的外部期待,以及德国社会的内部约束之间的张力,增加了德国欧洲政策的不可测性,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欧洲化”对德国福利社团游说功能的影响

福利社团主义曾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德国福利社团的游说活动。福利社团主义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自由市场逻辑之间的冲突,使得"欧洲化"在一方面威胁到了德国福利社团在国内的独特法律地位,另一方面也弱化了福利社团主义对福利社团游说功能的限制作用。为了全面理解"欧洲化"对德国福利社团游说功能的复杂影响,需要扩展"欧洲化"研究中关于"适应性压力"的分析框架,以包含政治层面的适应问题和自下而上的变革机制。根据欧盟治理的形态和目标、福利社团针对欧盟的政治战略以及该战略对它们在国内政治中的游说行为的影响,可以将德国福利社团游说功能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防御阶段、进攻阶段和"双向现代化"阶段。     

卫礼贤的汉学生涯

本文尝试将卫礼贤的汉学生涯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其在每一个时期的汉学活动及成就、特点与不足进行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卫礼贤从一个新教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德国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和"两个世界的使者",从而最终完成了其人生的转变,跻身于世界著名学者和汉学家之林.     

论德国在“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上的立场转变及其影响

德国是制定双边投资协定的先驱,很多国家以其协定为范本。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纳入"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共识,德国及欧盟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德国在国际投资争端中的角色转换,德国兼具了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尤其,在"大瀑布"案后,德国开始反思该机制的负面影响,对其态度发生了变化。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德国及欧盟越来越认识到了"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负面影响,立足于保障东道国的国家规制权与公共利益,对该机制表达了反对意见,提出了投资法院制度这一新设计。如何平衡好投资者个体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也是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德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中德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

本文就德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历史沿革、保护的内容和措施、相关的政府和司法机构的职能等作了系统而概略的介绍.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是:(1)德国对相关法律的不断修改,使之尽可能适应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2)法律中规定的"收费"、"加价"、"禁止"和"例外"等著作权保护措施,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中德两国之间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形式为"商标壁垒"和"第二产业中的著作权纠纷".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呈现一种基调未变、自主性增强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德国继续将北约视作本国安全的基本工具,在美国和欧洲大陆盟国间维持一种稍微"亲美"的大体均衡;另一方面,随着安全情势的整体好转,德国基于本国立场,逐步构筑一种相对独立、扩大发言权的同盟战略姿态。在同盟内部,历任德国总理都重视同美国维系总体上的合作关系,但在诸如伊拉克战争等域外行动问题上,德美关系也曾纷争不断,甚至严重恶化,其负面效应尽显。德国的北约战略处于一种本国诉求提升、能力略显不足而又依赖于美国的有限运作空间,德美安全关系继续保持一种美国占据主动权的不均衡态势。     

从“外交政策之集思”到“外交政策之改进”:“回顾2014”进入落实阶段

德国外交部根据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的倡议启动的"回顾2014"项目,旨在2014和2015年间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前景进行自我解读"。该"回顾"不仅涉及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和目标,而且还致力于研究如何组织外交政策和实施外交政策行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结果是制定出一份行动计划,它包括"成为强有力的外交部所需的7个核心目标",即提高危机预测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应对危机;确立促成一种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推动力;把欧洲映射更加深入地扎根于德国外交政策之中;为外交部成员进行战略反思提供更多的空间;改善对内、对外沟通;加强总部和驻外代表机构的开放程度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网;更加全方位地动员外交部成员。这些目标需要在2016年年中前完成,为此,外交部已建立起了精简的结构。本文将对计划开展的各项措施进行介绍和评价,最后对其实施前景予以展望。     

洪堡神话的终结?——德国史学界对洪堡与德国现代大学史之关系的解构以及相关思考

威廉·洪堡是德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他参与了柏林大学的创建工作,他与柏林大学的关系在其身后常被误传,他对德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影响也有被夸大之嫌。由此形成了洪堡神话并衍生出柏林大学获得成功的"柏林模式"。近些年来,德语学界的历史学家们展开了针对洪堡以及柏林大学早期校史的质疑与批判,层层解构了洪堡在德国现代大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梳理和反思解构的内容与过程之后人们将会发现,德国学者反复纠结于洪堡神话,乃是对德国大学前景的担忧所致。     

中德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及其历史起源

西方公众对西藏的高度关注和诸多误解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心理根源,即关于旧西藏的"香格里拉神话"。探险是二战前德国保持对西藏地区"接触"的主要形式。德国探险者制造了一个德国版的"西藏神话",并渲染了中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负面形象",深刻影响了德国公众在西藏问题上的心理结构。我们要更加重视"基础性"的工作,争取利用有效方式破除西方人意识中的"香格里拉神话",告诉西方公众一个真实的西藏。     

欧债危机以来“德法轴心”的范式变化及其成因

"德法轴心"有效运行的条件在欧债危机以后发生变化,致使德法的合作范式也随之调整,两国联合领导的"代理人妥协"逻辑部分失效。近年来,德法在欧洲共同外交、安全与防务等"弱一体化"领域的合作进展增多,而对于涉及欧盟内部治理的财政一体化、难民分配等核心争议问题的共同回应则相对模糊,对外行动中的战术配合也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考量而难达默契。总体来看,德法妥协的实质多是"以法国之名,行德国之实",联合领导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未来的德法轴心应在保持象征性领导优势的同时,把握积极的倡议者角色,加强与欧盟机构及欧洲次区域集团的协调,以便从源头上化解德法领导力在能力与合法性方面受到的双重质疑。     

默克尔总理面临的内政形势和改革任务及其外交政策走向

本文作者针对德国新总理默克尔所面临的内政形势、改革任务及外交政策等问题,拜访了一些德国前政要、资深议员及著名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之坦诚地进行了交谈,将相应看法和观点尽可能作了梳理归总,以期为探析德国新政府的态势提供第一手资料.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乍看起来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对于21世纪初的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用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新德国问题"的发展前景,是本文作出的尝试.     

六十春秋身历的德国特征在同济

欢庆百年同济校庆之际,德国问题研究所李乐曾教授广览中德文献资料,搜集中德档案及私人珍藏,以缜密的取证和科学的分析,撰就《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一书,梳理同济大学与德国的渊源关系,复又为本期的《德国研究》杂志撰写"同济大学德国特征的形成与延续"的专稿,激发了我不避续貂之嫌,以在校六十余年的身历,书此短文.瞻顾德国特征在同济的变迁.     

德国工业界要求默克尔改善中德关系

中德之间的关系自9月份默克尔接见达赖喇嘛以来显著降温。多个高层双边会晤包括人权时话被取消,联邦财长施泰因布吕克的访问也碰了壁。德国工业界呼吁默克尔总理作出努力,促成中德关系的改善。"在过去几周的恶劣气氛后,我们需要一次建设性的对话",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BDI)主席图曼(Jürgen Thumann)说,"我相信,联邦政府将坚持以伙伴关系和相互尊重为准则的对华政策。"金融业也不乏时默克尔对华政策的批评之声。德国一家大银行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代表说:"人权话题固     

德国历史与历史观的延续性与维新——一个基于德国一战反思的考察

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有关战争责任的话语更迭浓缩地反映了德国的历史观。作为体现时代色彩的口述史,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认为德国乃被动地为民族和自由而战,拒绝接受德国战败的耻辱遂成为二战的直接诱因;魏玛共和国对《凡尔赛和约》持修正主义立场,反对所谓的"战争责任谎言"成为此一时期的历史共识;第三帝国强调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二战以后,魏玛时期的立场得以复辟,然而历时多年的"费舍尔争论"彻底打破了德国的现代国家话语神话,"德国一战主要责任论"得以确立,批判性自我反思成为德国历史和历史书写的新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已经超越了有关一战的历史共识。     

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正>德国无疑是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德国将中东欧国家视为其经济"后院"及势力范围,因此,中国一中东欧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参与,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关注。德国对"16+1合作"机制的看法对中国一中东欧合作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一德国在中东欧国家的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而言,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就等同于在更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