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TRIPs视野下的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与限度性

知识产权对刑法保护的需求源于该领域的特殊性 :知识产权的权利脆弱性和易受侵害性、知识产权侵权与犯罪行为的弱谴责性与高收益性、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已达成国际共识。但是 ,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亦有程度上的特异性 :在价值目标上的限制是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衡平、鼓励创新与科技进步的衡平 ;在法律性质上的限制是恪守后盾法的刑法应是最后制裁法之原则 ;就介入的纵向程度限制而言 ,则应在适度观念下的注重实证效果     

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

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同时又必须是适度的。判断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否适度,可以有多个标准,其中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与其他部门法保护的协调性、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国内立法与相关国际标准的衔接程度以及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性。     

论刑法上商业秘密的构成特征

刑法上商业秘密应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和管理性四要件,其中,秘密性暗含新颖性要求,价值性为实用性所限制。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对这四个要件只能进行严格解释,故刑法上商业秘密的范围小于知识产权法上商业秘密的范围。     

论刑法上商业秘密的构成特征

刑法上商业秘密应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和管理性四要件。其中,秘密性暗含新颖性要求,价值性为实用性所限制。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对这四个要件只能进行严格解释,故刑法上商业秘密的范围小于知识产权法上商业秘密的范围。     

侮辱罪构成要件中“公然”的理解

名誉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名誉权的保护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作为对名誉权保护的最后手段,具有谦抑性的特征,加之法益冲突的存在,因此对名誉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应作限制。侮辱罪中"公然"要件的设立就是合理限制刑法对名誉权保护范围的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对"公然"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究竟是"行为的公然"还是"结果的公然"存在分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通过具体分析"公然"要件的含义可知,公然应当是针对行为而言的,不存在"结果的公然"。此外,为了防止不当扩大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范围,还应限制传播性理论的适用。     

侮辱罪构成要件中“公然”的理解

名誉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名誉权的保护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作为对名誉权保护的最后手段,具有谦抑性的特征,加之法益冲突的存在,因此对名誉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应作限制。侮辱罪中"公然"要件的设立就是合理限制刑法对名誉权保护范围的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对"公然"的理解存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究竟是"行为的公然"还是"结果的公然"存在分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通过具体分析"公然"要件的含义可知,公然应当是针对行为而言的,不存在"结果的公然"。此外,为了防止不当扩大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范围,还应限制传播性理论的适用。     

我国性价值观的发展与性犯罪立法的完善

刑法规范是伦理性最强的法律规范之一,随着经济、行政犯罪在刑法中的比重相应增加,刑法规范的伦理性逐步弱化,法益保护色彩加强。我国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方向是:直面同性恋,明确卖淫含义,不对强制猥亵的行为对象进行限制;对与淫秽物品有关的行为不宜泛犯罪化,应当就其场所、内容、范围、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别;宽容对待隐私权,维护社会公德,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增加性贿赂的刑罚制裁,严厉打击权色交易。     

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宽严相济

根据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问题分析,我国应选择宽严相济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政策,在刑法谦抑视角下划定疏密有致的知识产权犯罪圈,对知识产权犯罪惩罚"轻轻重重",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注重知识产权犯罪的社会政策。     

我国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衡平思考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近年一路攀高 ,关键在于司法、执法的权利衡平 ;而在立法的空白地带 ,要求司法、执法真正做到公平、公允并不容易。这里有一个思想方法与认识论问题。有鉴于此 ,本文从WTO体制下的TRIPS协议、我国的现行法律与文化基础、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诸多方面 ,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权利冲突的衡平问题。     

风险社会语境下涉疫情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风险社会中涉疫情个人信息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具有“半公开性”特征和“超个人法益”属性。风险社会里刑法针对危及共同体生活安全的风险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方式必然有别于传统的刑法,但不得颠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立场。涉疫情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当寻求自由与安全的价值衡平,在行为正当性的衡量规则中坚持优越利益规则,在刑罚目的的设置中突出一般预防目的。在此思路引导下合理划定涉疫情个人信息和采集主体的范围,采用单行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手段扩大和延伸刑法规制,将实害犯升格为危险犯,并根据行为对象进行类型化入罪。在侵犯涉疫情个人信息行为的出罪方面,应着重关注“被收集者个人同意”的限定使用、“去标识化”行为的合法性条件以及公权机关的使用限制。应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遵循罪刑均衡和区别对待的原则,科学设计涉疫情个人信息犯罪的刑罚结构。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实证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刑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充实有关犯罪的条款,严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法网;二是降低刑法门槛．修订现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三是调整刑罚结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增设资格刑。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管辖、证据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和取证问题，是实践中承办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当前刑事程序中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来加以解决。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证据上问题上的最大困境就是取证非常难，可以通过加强陷阱取证的运用，扩大公证取证的适用，引入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等手段来加以改善。     

网络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

随着知识经济快速成长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网络知识产权犯罪日益严重,这主要源于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对象具有无形性和易受侵害性,网络知识产权犯罪非营利性的犯罪目的日益彰显,刑事司法管辖难以确定,电子证据十分脆弱,缺乏专门规范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刑法典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狭窄、罪状设计和刑罚配置不尽合理,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不完善。要充分保护网络知识产权,必须积极倡导与推进建立国际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国际司法协助机制,完善我国刑事法的相关规定。     

论财产犯罪中的占有

脱离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去讨论占有本身至于财产犯罪的意义无异于构建空中楼阁,刑法上的占有本身对确定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并无实质作用,其作用仅仅体现为一种在对财产罪内部各具体犯罪进行分门别类时的依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学

刑法解释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刑法学生机盎然,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两种解释理念的对抗让"正义"再次展现出多元化,是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这是个价值选择问题。刑事政策为刑法解释学的走向指明了方向。当前的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表明,"宽大"与"严格"的刑事政策指导了刑法解释学的基本走向——以严格解释为基础,以扩张解释为补充。针对妨害秩序的犯罪应当严格解释,针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的犯罪可以扩张解释。同时,尊重行为类型在刑法中的基础地位,限制想象竞合的滥用。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加入WTO后的一个重要义务.刑法学界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问题进行了许多分析探讨,笔者在对各种观点予以评析的基础上,提出现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规定基本可以满足实践需要,应维护刑法的稳定性,但对个别细节应予以补充或修改.建议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重在从司法方面予以完善.     

知识产权犯罪的类型化探寻

我国《刑法》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但是有些没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被定为知识产权犯罪,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甚至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知识产权犯罪理解的混乱。在未来的《刑法》修订时应该作如下调整：首先,把知识产权犯罪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类犯罪来规定;其次,在知识产权犯罪内部立法中,应把知识产权犯罪分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     

广义视野中的中国知识产权犯罪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日益严重和广泛。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加强,为此,应确立刑法与附属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增加司法资源的全方位投入,加强国际合作。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情况与法律适用问题调查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在实体法适用层面存在共犯认定规则不统一,单位犯罪司法认定存在偏差,知识产权犯罪交叉竞合定性差异较大,数额认定争议较大等问题。在程序法适用层面存在管辖设置不尽合理,调查取证困难,涉外程序规则缺失,被害人（单位）提供假冒产品鉴定证明的法律效力存在瑕疵等问题。有必要通过知识产权犯罪刑法解释的优化以及程序操作规范的完善,以应对知识产权犯罪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