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相容共济

启蒙运动以来,渐渐形成了理性至上和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上帝死了"的信仰危机,现实中常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道德危机。确立道德的标准不能完全依赖理性,而应以理性与信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宗教的本质和特征决定其能够在道德建设上做出特有贡献,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能够实现相容共济。     

“买卖不破租赁”的司法续造及其局限性——兼论《民法典·合同编》中租赁合同对抗力规则的重构

司法机关以占有对抗主义为要旨对"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法律续造并不能有效弥补合同法第229条的漏洞,而纯粹的登记对抗主义则可能导致"买卖不破租赁"滑向"买卖破除租赁"。未来《民法典·合同编》的制定当以租赁期限区分长期与短期租赁确立以占有对抗主义与附条件的登记对抗主义相结合的规则完善路径。     

二十世纪主知主义道德教育主题的嬗变

主知主义(主智主义)道德教育思潮是指20世纪以来以重知识、能力等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为基本价值取向的道德教育思潮。这一教育思潮是西方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它孕育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一度达到兴盛,成为支配欧美道德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     

论“公民道德信仰”的概念体系及内在结构层次

要推进当代中国公民道德信仰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重新审视"公民道德信仰"这一概念。公民道德信仰的概念是由"信仰""道德""公民"三个原始概念为基础,在"道德与信仰"和"国家与公民"两对关系范畴的学理分析之下,逐渐形成较为明晰的概念边界,由"道德信仰"和"公民道德"两个复合概念构成。从"公民道德信仰"的概念体系以及"公民道德信仰"概念的内在结构层次两个方面来对公民道德信仰概念进行谱系分析,进而由"从道德信仰到公民道德信仰"和"从公民道德到公民道德信仰"两种进路得出公民道德信仰的概念界定。     

债权让与通知的效力研究

债权让与通知的效力有通知对抗债务人主义、通知对抗主义、通知生效主义等多种模式.经过检讨,第三人不需要用通知来对抗、让与通知也不能作为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通说在解释论上也存在困境.因此基于价值和逻辑的双重考量,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解释论上的修正,将不生效力解释为债务人可以主张抗辩,才能完善债权让与制度.     

道德信仰的式微与培育

道德信仰的式微,其中部分原因可以解读为道德变迁中的价值链断裂带来的“道”的真空、适用主义伪信仰的宰制性影响、市场经济逻辑对德性意义逻辑的僭越和道德教育的缺位等方面的因素.在道德教育中,可以通过道德价值观和道德知识的引领及传授、道德责任意识的培养、道德主义信任关系的建立和道德情感的培育来提升个体道德信仰能力.除此之外,父母也应当承担起道德信仰教育的责任,而且要注重与学校的合作来进行道德信仰教育.     

20世纪美国行政道德发展趋势

美国政府行政道德实践发展的全过程共分为五个时期:即"道德改革时代"、"新公共行政时代"、"道德重建时期"、"道德再造时代"和"唯灵论时代"或者"精神主义时代",其中的行政哲学思想及行政道德理念对美国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法家法治类型的理论诠释——兼及当代中国法治的法家元素

当代中国往往以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法治为法治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则传统中国就不可能有法治。然而法治是个颇具地方性的知识系统,在传统中国存在着多种法治类型,这是一种法治类型学的立场。法家作为一种法治类型具有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此种法治类型具有功利主义和权力主义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并非完全不关心道德,即便其重刑主义本身也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贺麟对法家法治类型的批评具有普遍性,然而法家还是以其鲜明的理论特色对传统中国法治构成了强大的形塑力。即便是今天依然能够在法治运行中感受到法家因素的影响,诸如现代法治运行中的功利化趋向、权力化和行政化特质,以及法条主义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都与法家的传统相关。     

从"道德的政治"视角看《中庸》的政治哲学

"道德的政治"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整体气质,《中庸》之"诚"是儒家理想的道德主义的实现过程。"诚"又贯彻为两条理路,即"致中和"的政治文明、"君子时中"的政治参与。《中庸》是传统儒家"道德的政治"政治哲学精神气质的经典诠释,是"政治的道德主义"与"道德的政治实践"结合的思维典范。对《中庸》政治哲学的内涵与价值的分析,即是"道德的政治"儒学研究的重要案例,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襄助。     

从“复印件主义”走向“起诉状一本主义”——对我国刑事公诉方式改革的一种思考

公诉方式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诉讼法问题。我国现行的所谓"复印件主义"的公诉方式,存在着重大的法理缺陷和司法弊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对抗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