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的讨论,从春秋时代至今已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义利问题不仅属于伦理学的范围,而且涉及社会生活诸多领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的科学义利观,对广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加以正确引导.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意义重大.     

世纪之交的“义利新辨”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或曰“义利之辩”) ,而现阶段人们又对义利问题各抒己见并展开不同形式的论争 ,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在世纪之交的“义利新辨” ,它将对 2 1世纪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命运产生深远影响。进入 2 1世纪 ,我们将在面对诸多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 ,把 2 0世纪业已进行而未竟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使中华民族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这需要在义利问题上作出更趋于理性的价值选择 ,多一份清醒、一份自觉。对义利问题的看法 ,不仅会涉及…     

“审权度势”“变化因时”——贾谊义利观解析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汉初的贾谊在总结秦亡前车之鉴和剖析当前社会政治主要矛盾后,审权度势,变化因时,以时势作为分析义利问题的出发点,分别从攻守之辨和本末之辨两个方面对义利进行分析,将义利问题纳入攻守转换、天子与民、天子与诸侯、天子与匈奴、农与商的关系中,认为时势不仅与人们选用何种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更会对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切身利益产生重要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之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之辨○路德斌一、儒家传统义利观之检讨义利之说，在历史上一向被视为儒家哲学的第一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义利之辨一直是近代以前中国人营其社会生活的价值坐标，即便在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儒家在义利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是从人禽...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一、义利失衡—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义利关系态势义利观问题实质上是价值取向问题.义利矛盾自古有之,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情况有所不同.大凡社会变革时期,义利矛盾都很突出.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原有利益格局已被打破,新的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尚在形成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和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道德批判,以及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上的迷惘与失范,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汹涌浪潮使一切不适应其发展的陈旧的、僵化的、极左的思辨方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处于理性的思考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过程之中.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资源配置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但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价值规律的普遍作用,往往使人们在热切关注经济效益之时,容易忽视它的社会效益的一面,放弃道德对经济行为的制约、规范、引导职能.在价值取向上误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不顾其他的歧途,导致了义利观上的混乱现象,出现了义利对立的论调和以“重利轻义”为主流的社会价值取向,这虽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但同时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一样,在价值的取向上同样需要有价值导向、需要义与利的统一与协调.     

论中国古代义利统一流派的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 ,前后延续数千年。这其中儒家的重义轻利、法家的重利轻义为人所熟知。此外 ,为纠正儒法各持一端的偏颇 ,出现了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但对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的研究有待深入。这其中义利统一流派真正主张为何、传统文化中义利统一流派价值何在等问题都须予以准确定位。本文即在于着力明晰伦理史上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观点 ,寻求古今义利统一思想内在契合点 ,科学评估古代义利统一流派的价值。一、义利统一流派基本理论观点及评价当前学界一般是将墨家、管子、叶适、陈亮、颜元、李觏等人的义利观归为义利统一流派…     

《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

《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本书抓住思想史上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以古代社会为大背景，论述了在先秦时代的大变革中，在先秦伦理学乃至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系统中，对先秦《义利之辨》的发生发展、理论形态、总体特征、文化地位等方面，...     

中国古代义利思想的发展演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思想及由此派发的义利之辨,形成了中华文化 所特有的价值标准系统。探讨义利观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积极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     

管理哲学视域下孟子义利价值观研究

义利轻重、先后问题集中体现了孟子的价值观。孟子始终坚持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但在义利先后次序问题上，认为对于君主、士以及百姓等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表现。孟子义利价值观的提出也具有形上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内在人性论和终极天命观两个基本维度。从管理哲学的视角讲，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不仅是自我管理之根本，也是平治天下的最为根本的管理原则。在现实性上，孟子价值观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性贡献北大核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应对人类社会面临重大生态问题这一时代考题时提交的中国答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出发,破解作为生态哲学的时代之“问”,追寻天人合一的时代之“美”,澄清义利关系的时代之“辨”,创设生态空间治理的时代之“规”,开创生态难题的时代之“治”,不仅有效指导了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而且为推进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展现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开创了人类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义利:历史的思考和时代的选择——中国白鹿洞书院、《求实》杂志召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研讨会观点综述

3月22日—23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本刊联合举办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研讨会,我省部分专家和学者就“义利之辨”从不同侧面展开了讨论。 “义利之辨”古老而现实的问题 “义利之辨”,这是跨越中国两千多年历     

试论社会发展价值向度

社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真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价值问题。突破机械社会进化论思想束缚，正确看待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从自然、人在何种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自然、人的发展需要等两方面来把握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明确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发展生产力、注重人民性、提高文明水准、崇尚真善美，从而更全面、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清初实学家颜元的义利新解

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命题,随着明清时期实学思潮的涌现和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求越来越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清初实学家颜元在批判地继承以往的义利观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儒家的义利观,提出了"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的义利新解,成为清初实学在义利问题上的一大突破.     

中国转型期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社会焦虑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困扰着转型期的中国.不仅给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烦恼,而且也给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带去了尴尬.中国转型期社会焦虑问题呈现出广泛性、社会阶层内部相似性、复杂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国内外研究者对社会焦虑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研究不仅分析了社会焦虑的现象、探索了原因,还提出了改善措施.然而,面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焦虑问题的日渐复杂和突出,对转型期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更加深入,需要加强社会焦虑理论和本土化研究、多学科的联合攻关研究,以及对社会焦虑预警和干预机制的研究.     

义与利辩证观

如何处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著名的义利之辩——如何对待伦理和物质利益的争辩。时至令日,人们对此仍议论不休,足以显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谋利生存是人生的第一需要,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社会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切身利益的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利用人们自     

论改革实践理念的调整和完善

深化改革实践是实现未来奋斗目标的关键,它的顺利进行不仅需要及时地总结历史经验,努力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需要调整和深化关于改革的实践理念。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反杜林论》中的自由观理论转向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产生以前,旧自由观的唯心特质使其在实践层面未能解决实现个人自由这一现实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自由观的客观必然性、社会历史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性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完成了自由观的理论转向。《反杜林论》中自由观的理论转向不仅从实践层面解决了个人自由的实现问题,而且对明晰当代中国社会个人自由实现问题的理论来源,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试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型发展战略。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精神失缺等问题,不仅有政治、经济、技术层面的根源,而且有更深刻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方面的根源。本文对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考察了工业社会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生活方式,提出回归健康需要,促动生产的自然理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五四八十周年纪念

五四不仅是一次历史事件,而且还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行动,始终是自此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力之一。同时,五四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所提供的丰富思想资源,在于它引导出对中国社会问题作思想层面的文化诊治的方法,这就是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成果的‘科学’与‘民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这种以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为日后中国思想界开出     

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学习习近平关于坚持正确义利观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我国外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之一就是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正确义利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目前,中国和世界正处于一个深度磨合和调整适应期,如何调整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不产生剧烈的震荡,不陷入零和博弈,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义字在前,但绝不意味着放弃核心利益,而是要做好义利辩证统一,以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关于坚持正确义利观的论述,不仅丰富了我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外交理念。它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对做好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