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观念与中国的普法教育

"程序正义"作为一种理性的法律理念,在西方国家渊源颇深,对西方民众影响甚远,并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吸纳.在中国,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通过立法化、司法化逐步确立,但其被接受和认同的深度、广度还不够,因而面临着从官方话语回归于民众法律意识、即民众化的过程,这不仅是中国实现法治目标、与世界法律文化大潮相融而必须正视的一大问题,也应是中国继续实施"普法"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略论"法治"与"德治"的良性互动

"法治"与"德治"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二者虽然性质有异,但其功能、地位和作用都十分重要,"法治"与"德治"应该紧密结合起来,良生互动,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阻却因素与实现进路

"恶法非法"传统在中国社会的养成是法治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小农经济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产生的直接根源:欠发达的市民社会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发展的社会动因;儒家文化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生成的文化因素.在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阻却中,"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可以从如下路径推进:从制定法律上防止恶法产生;从法律的实施上良法得以实行;从法治理念上法律被民众信仰;从救济机制上对"恶法"的危害及时矫正.     

论我国"法律诊所"法学教育模式的目标定位

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理论无论在目标定位、理念、模式上还是在具体制度上已远不能满足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我国法学教育引入、借鉴"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关键在于对"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目标定位与价值取向的正确把握.     

人格生成与公民人格培育

准确掌握人格本质,其关键在于要明确作为人格本质的个人独立性及个人独立性的自觉意识种是指个人思想和行为的自主性,因而对其自主选择的行为自觉地承担责任.要走出把个人独立性或独立人格、个性当成资本主义"专利",把它与人的社会性截然对立的误区,并针对有的研究者只警示讲个人独立性要防止重蹈西方否弃普遍性真理的"极端个人主义"覆辙,未能察觉当今作为普遍性真理的"主旋律"在一些人中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乃在于缺失独立人格.文中还分析了自发生成的"功利型"人格的利弊,提出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应弘扬其正面效应,把强化个人独立性的自觉意识与落实作为普遍性真理的"主旋律"教育相结合,积极塑造公民人格的健全模式.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青年毛泽东人格的影响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人格目标和道德行为模式,它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和理想人格.受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注重探讨"大本大源",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五四运动后,随着毛泽东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内圣外王"的内涵和实现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和谐社会与宪政文明的关系研究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协调与共享,所要统筹协调的内容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法治的价值、目标和功能与此相同,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宪政文明则是指宪政的确立并达到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表现为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也就是说,实现宪法之治,因此,宪政文明的提出,本身就是法治社会的要求.由此可知,和谐社会与宪政文明是法治社会内涵要求的两个方面,共同统一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之中;同时,二者还通过"三个文明"的基础环节联接在一起.而构建法治型和谐社会就成为宪政文明的必然要求.     

"五四"评价取向的历史转换

"五四"一词涵盖了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的历史内容,它对中国现代政治和文化发展都发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众多思想文化问题争论,都可以从"五四"思想资源中找到源头,"五四"成了评价政治与文化问题的强势坐标.几十年来的"五四"评价,应时代权势之变化而有过不同的取向,而最重要的评价取向,则莫过于两次:一次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即"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另一次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即"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     

论农村法治建设对推进"法治浙江"的基础性作用

从"法治"、"依法治国"到"法治浙江"不只是概念的演进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具体化和层次的上升."法治浙江"除了要建立更为完备的地方立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外,更为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法治文化氛围、加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给最少受惠者以最大的利益.而要完成后面的任务,必须把目光瞄准广大的农村地区,从三方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一是巩固村民自治制度,扩大乡民的政治权力.二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保障乡民的合法利益.三是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培养乡民的法治人格.     

从儒家的"德治"到"以德治国"--对"以德治国"的几点历史思考

"以德治国"内含着对儒家"德治"理念的合理概括与理论提升,体现着道德对政治的人文、情感观照."德治"是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其主体系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阶层,其内容则包括以德正己、以德利民、以德养廉、以德立公等.若以西方近代法学为参照,儒家的"德治"不属于"人治"的范畴,故"以德治国"与现代民主、法治并非相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建构一个道德、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具有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具体体现。     

人治、法治与德治的对话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 ,进一步提出“德治”即“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 ,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 ,在治国方略上的创新发展。然而 ,现实中有些人误认为 ,“德治”是对“法治”的否定 ,是向“人治”的倒退。故笔者觉得有必要就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剖析 ,以期从中获得正确的认识。一、对德治与人治、法治之间关系的哲学分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上…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理论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 2 0 0 1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 ,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 ,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 ,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 ,努力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     

执政成本与"穷人经济学"

贫困是对执政党最尖锐的挑战。因此,执政成本的支出原则要以解决贫困为中心,执政成本的效益评判要以能否解决贫困为重要标准。     

法治德治有效结合探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法治、德治有效结合的契合点在于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受传统体制及对现代化社会不当认识的影响,使法治、德治的结合往往会走入道德政治化与以法律包含道德的歧途。在法治、德治结合模式中应注重两者各自的特点和作用,尊重两者并使两者作用互相补充的结合才是有效的。     

法治社会下“以德治国“问题探讨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国思想的批判继承.法治社会下的“以德治国“思想继承了传统“德治“思想的精髓,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对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践行和发展,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个代表"与执政党建设体系的构建

党的历史方位变化,要求我们构建执政党建设体系。从政治设计的视角来研究考察,执政党建设体系应包括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三个轴心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执政党建设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最新科学成果

处在执政地位并自觉研究执政规律的党是一个成熟的党。2000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规律性,不论其发展的具体进程如何,最终都不可能摆脱客观规律。”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就提出了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最新科学成果,它深刻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为我们党更好地履行执政使命、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以德治国“方略的新理念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国内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在治国方略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论法治的五大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法治大厦的出现,都只能构建于现实社会,它必须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在我国,实现法治化,也应有其客观基础,实行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发展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注重道德的辅佐力量,德法并治是法治的道德基础;现行的法律应该是符合多数人利益、体现社会公正的“善法”是法治的法律基础;实现人治观向法治观的转变是法治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