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制度构建出发点的嬗变

从古至今，法律制度设置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历代思想家莫衷一是。虽然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但“民”的内容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中国来讲，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经历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现代的人民利益至上原则的发展过程。一 民本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它产生于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一种把民为立国之本的政治法律思想，它是与君本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就其实质来讲，它要求握有国家权利的君主重视民众在安邦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墨子的法律观评析

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 ,他的学说中包含着一些重要的法律观。他以“天志”为“法仪” ,借助天的力量来塑造和设计社会的法则 ;他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是其朴素平等观的表达 ,隐含着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对私有财产予以保护的意识 ;他的“尚贤”论反映了小生产者参与政治 ,分享国家权力的愿望 ,但不能与欧洲早期的“民约论”划等号 ;他的“尚同”说既是对法律起源的一种认识 ,更是其君主专制主义思想观的高度概括。总之 ,墨子的法律观兼具积极和消极两面 ,反映了当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小生产者思想追求的必然     

中国传统法律的宗教性特征

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 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 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 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 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 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 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论“天道”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肇基于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极端落后时代的中华文明 ,不可避免地带有早熟性。人们一直相信 ,有一个称作“天”或“上帝”的主宰神支配着整个自然界与人间 ,因而 ,以人事解释天界 ,再用这个人事化的天界做为人间的模式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天道”概括。中国传统法律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可以用“天道”思想附会、解释 ;法律以维护“天”的秩序为己任 ,以“承天意以从事”的“天子”的利益为根本着眼点 ;追求“天理”重于对“私益”的人的保护等等。由于这种“天道”思想的独特性与保守性 ,中华传统法律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托尔斯泰与中国先秦思想家

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毕生关心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的世界观“激变”以后,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研究,则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关心和兴趣,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寻找与他的“托尔斯泰主义”相一致的思想,寻找“真理”——即人应该如何生活,采取什么途径才能使世界消除罪恶,变得美好。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的法治理论是继受西方的产物。西方的法治学说主要有两种路向 :一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 ism) ;二是“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前者遵循西方的古典传统 ,通过展示西方某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以及对“法”的某些道德要求 ,向人们证明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后者则试图绕开西方那些基本价值和道德要求 ,单就“法律秩序”自身范围内寻求对法治的认知和实践。不同文化按自己的观点去证立法治 ,并从各自的实践和相互对话中达到对法治规范的共识也是可能的。中国法家的“法治观”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本文尝试借着比较法家的法思想与实证主义的法思想来检讨当代中国接纳普世主义法治观的可行性。     

中国的“混合法”——兼及中国法系在世界的地位

“混合法”作为基本特征使中国法律文化标新立异于世界法律文化之林。揭示“混合法”的特征,并运用“混合法”的观念或方法来研究中国法律文化,对于探索中国法律实践活动的历史规律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以及重新划分世界主要“法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一、“混合法”的四个基本特征中国的“混合法”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法律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立法、司法的工作方式,构成了与世界其他文明民族风格迥异的法律实践活动。     

丘濬法律思想述评

在我国古代,由于作为经济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的分散和落后,以及上层建筑领域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和重德轻刑传统思想的影响,法学与法律思想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可以称作法学家或法律思想家的人为数不多。比较起来,明代中期的丘浚是一个在法律思想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丘浚,字仲深,广东琼山人。生于永乐十八年(一四二○年),卒于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年)。他出身贫寒,聪敏好学,对经传史集、国政典故都很熟悉。景泰五年(一     

沈家本：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启蒙者

文章记述了沈家本先生在我国清末时期的重要修律思想与活动，如“轻刑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律平待适用原则”等。文章较全面地阐述了沈先生的法律思想，给我们后来的法律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中国"混合法"引论

"混合法"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内在传统,它作为一种内在的传统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中国古代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活动.中国的"混合法"根植于古典社会的生活实践活动,表现在古文字系统、思想价值、法律规范和人法并重的治理方略之中.它不仅是一种实际的历史存在,而且延续至今依然表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当代世界法律文化日益走向融合之际,"混合法"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显得更为突出.     

论严复自由主义的法律思想

<正> 严复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把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自由、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法律思想领域,并运用西方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法学观点,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腐朽的法律制度,论证中国变法图强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建立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对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作用。这对于中国近代法律思想领域中反封建的民主思潮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从封建主义法学转变到资产阶级法学的新阶段,促进法学的中西融通,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严复开创性的工作与沈家本为促使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修律实践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一幅绚丽图画。     

法官道德现代化与司法公正

(一)作为法治现代化主体的法官道德现代化 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作为现阶段中国时代课题的法治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多重目标的标准体系,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而且还有“价值观念”、“生活准则体系的”现代化。当然,任何社会实践都离不开社会主体,法治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追求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故而也决定了法治现代化首先是中华民族自身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一个包涵了人类思想、行为以及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其核心是人的     

汉朝的“春秋决狱”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影响

<正>我国的传统法制沿袭了几千年，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一体。汉朝的“春秋决狱”制度，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还可以用“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案件的判断依据。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将儒家的礼仪道德规范一步步引入了立法与司法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裁判方式。     

论沈家本“人格主义”的人权法思想

沈家本作为一个清末法律改革家,他的人格主义法律观既渊源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仁爱传统而超越了它,又受西方人权法思想影响,并在某些方面接近近代人权主义的水平.作者从沈家本在人身自由、社会生活自由以及同礼教派的抗争等方面论述了沈家本人格主义的人权法思想。     

论沈家本的慎刑思想

作者认为沈家本法律思想中最珍贵的部分是他的慎刑思想.本文将他“改重就轻”的修律指导思想和有关具体主张与立法实践,同古代繁刑严诛的封建重刑主义作了比较研究,肯定沈家本在法律改革上超越前人的历史功绩.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研究范式——以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为例

本文运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 ,对休谟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划分进行了扩展研究 ,完成了休谟这一理论从绝对理性的本质主义向相对理性的非本质主义的过渡 ,并以非本质意义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为基础 ,以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为例证 ,提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范式的两种“理想类型” :还原与解释 ;推展与原创。作者认为 ,依照这两种“理想类型” ,就能厘清目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方法的盲目和混乱 ,在解释与对话中确立起码的规则 ,从而深化思想的研究 ,推动思想的创造。     

法律史研究的可喜进展——评介《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与《明初重典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律史研究成果累累,已经印行的专著和教材,不下十种,反映了我国法律史学界思想空前活跃。但是,由于起步伊始,这些著作存在着一种通病:内容割裂,缺乏有机的联系。例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和外国法律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许多法律思想家的材料堆砌而成的;中国法制史则由多个朝代的法制材料互不联系地构筑一起。虽然可以从中了解法律史上的若干陈迹,但是作为“史”,它未能给人以规律性的知识,也就名实不符。有感于此,法     

治外法权中立法管辖冲突的中国因应（1843-1911）

治外法权指向属人主义原则,并在立法管辖和司法管辖两个维度上在华扩张。中国传统对外交涉中的“入境问禁、入国问俗”经典命题言说,在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关切中存续着类似于属地主义的立法管辖理念,也留存着“司法”中因时因事予以权变的实践空间。治外法权与属地立法管辖共存模式的尝试受阻后,清末修律转向以属地主义为原则的国际法管辖逻辑。条约上的司法管辖问题具有排他性,但晚清政府坚持治外法权不应排斥属地立法效力,中国法律禁令对在华外人具有拘束力。清政府在条约交涉和国内立法中以执法管辖作为对在华外人实现属地立法管辖的契点。商务管理上的登记注册立法为实现属地立法管辖提供了制度支撑,外商为降低商业政策风险,多愿遵中国法以求获得中国政府和法律的保护。路矿事务作为特许事项,清政府对之有较强的执法管理能力和意愿。其在矿务立法中试图对在华外人的立法管辖和司法管辖权力作条约上的扩张解释,并将属地立法管辖权作为中外矿务交涉的斗争工具。此类主权宣示性立法技术嵌入近代中国法律文化而影响至今,有待正本清源。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自身独有的精神和样式.中国法律起源于部落联盟时期,而初级形态的法律文化则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众议法”文化—神判法文化——先例法文化——定式法文化——制定法文化——混合法文化.中国法律独有的伦理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运行和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积极、中性、消极三方面的价值,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建设和立法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