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被告的中国历史话语

在浩瀚的中国法律史籍中,不乏有利被告的话语,"罪疑惟轻"、"举重明轻"、"处重为轻从轻法"与"格轻听依轻法"等便是其典型代表。这些历史话语或从程序或从实体的角度,表达了对被告有利的选择,而且大都因源远流长与对后世影响深远而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关于有利被告的这些中国历史话语,与西方有利被告的话语"貌合"而"神离",不宜相提并论。在当下中国培植有利被告的理念,首先必需对深植于儒家中庸文化之中的有利被告的中国历史话语予以清理。     

浅析士大夫阶层对中国历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士"这一阶层,在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进程中,占有绝对核心的地位,甚至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兴衰和历史的成败.无论哪种社会,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皇帝,也不是贵族和平民,而是"乃由贵族阶级堕落,或由平民阶级晋升而成的一个中间阶级"--"士"这一阶级担任的.士这一阶层,始终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论中国古代战争观中的慎战思想

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从儒家的"非战"到道家之"去兵"等思想都是典型的东方智慧的结晶,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代军事观念中特有的反战、义战、慎战的战略思想。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大盛世时期的统治者都厉行文治兴邦,对战争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中华文明历来追求和谐共处,以和为贵,当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念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均源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价值观。     

孔子思想对转型期青少年成才的启示

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从当代德才兼备的中国青少年"德"方面的培养探讨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

近10年来,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时起时伏地、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颇有"创新",实则以史为鉴,透过历史的"照妖镜",就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交往史实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压迫、掠夺的痛苦经历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同时,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史实及其中蕴含的法理原则也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是严重背离历史真实的。因此,善良的人们切勿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后果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现"居安而不思危"或"居危而不知危"的后果;切勿为美国霸权主义者"火中取栗"!     

公共利益的历史研究

当今中国围绕"公共利益"的争议层出不穷,但公共利益却一直难以界定。本文试图从历史经典案例——苏格拉底的审判切入,以历史的眼光对公共利益的渊源、产生、意义和内涵作一番解读。     

论贾谊的法律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今天法治中国的建设应取路径的意义,极其恰切。纵观贾谊所处的历史时代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期,二者应属于相同的历史相位。无论是今日法治建设的现实环境抑或是时代背景,亦不论外部环境或是"国际"背景,今天与贾谊所处的时代多有类似之处。贾谊于汉初之时,看到先朝因先进的制度而统一天下,因而主张刘汉王朝"重法";同样,他从秦亡的教训中又看到仅仅依靠法律,很难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故而提倡"隆礼";针对汉初内部社会矛盾,积极主张"削藩"、"爱民"。今日之中国,与贾谊所处的内外矛盾的时代背景,再现惊人的相似一幕。中国若恢复威服四海的泱泱之势,必以先进的法律规制社会;但又绝不可"言必称希腊",应在法治建设中回归中国法律文化,重视中国的民族传统。今天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无不需以法治之。所以,中国法治建设应该重视贾谊法律思想对当代的昭示及镜鉴意义。     

普实克和夏志清的鲁迅研究及其方法论反思

普实克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启了迥异的学术思路和研究范式:普实克同情中国革命,以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肯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品格,褒赞鲁迅的历史功绩;而夏志清受新批评派的影响,重视对作品自身价值的鉴别与评价,加上冷战背景和历史偏见,他的鲁迅研究实践了去历史化和矮化鲁迅的诉求。两人的这种学术分歧经过1961—1963年的"普夏之争"得到了更为鲜明的呈现。本文结合普夏结缘鲁迅的历史背景,追踪他们学术实践的理论资源,辨析"普夏之争"中各自的鲁迅观和鲁迅研究的特点或局限,最后反思普夏两人的文学史写作与政治偏见、作者意图、历史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法家思想的思想主张及对我国法制建设现实意义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法家学派堪称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瑰宝奇葩,其"任法尊君"、"明法审令"、"以法为本"、"尚法明刑"等政治主张对我国历史发展和政治思想的改革,以及有春秋战国到秦汉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发家的思想形成历史背景、法家主要思想代表的主张、基本精神、以及由盛及衰的原因作探讨和分析。并从分析中获得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三大逻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包含着历史、现实、未来三大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历史逻辑体现在它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逻辑体现在它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我国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未来逻辑体现为在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中国的走势。现实逻辑是以历史逻辑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洽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够自信地面对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未来逻辑既以历史逻辑为基础,也以现实逻辑为出发点。     

从实现温饱到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权叙事

长时段考量历史演进脉络,可以初步形成一组有关中国人权的理念和原理。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1991年人权白皮书发表至今的近三十年是三个体现人权历史场景变换的年代阶段。"人权"最早是在救亡图存背景下的一种概念工具和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后,与人权有关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判断被证实。1991年往后,中国结合历史和现实逐渐凝结出了十条中国人权认识。中国的人权话语是一个持续的创造性成果。中国人权观相对于西方人权观更应是一种扬弃,整体呈现出一条去西方化、去个人化的主体性回归的进路。中国对西方人权观的批判性借鉴更多地是建立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人权类别、具体权利权利结构和构造元素等合理的分析方法和学说内容进行了吸收。     

“分”与中国传统调解法律文化

调解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表征之一。当代对调解文化成因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和"、"息讼"、"讼累"等观点上。其实通过表象可以发现,深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是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其中"分"的概念就可以对调解作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的深邃反思。     

“营业自由”:一个不应被忘却的宪法性语词

"营业自由"是一个近代中国宪法文本中流行的关键语词。该语词由日本传入中国后,对近代中国的宪法文本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中国宪法文本中"营业自由"的基本含义有多重表达。"营业自由"在近代中国宪法文本中频繁出现,表明该语词具有独特的法律功能。从历史演变来看,随着国家本位主义营业观占据统治地位后,"营业自由"在当代宪法文本中不复存在。     

论新时代中国人权理论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无论是创新性实践还是理论性建树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时代中国人权理论因此而逐步确立,其蕴含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论品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取向的全球人权治理思想。     

论现代法律视角下礼治功能的实现——从“礼治息讼”看现代法治的调解制度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法律文化资源,中国在当前学习西方法律的浪潮中,有必要有选择的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对现代法律秩序的价值构建方面,儒家的"礼治息诉"思想为当前的调解制度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考,在充分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更好的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     

浅析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又一历史重任。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其本身存在哪些积极与消极因素,和谐社会对其有何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顺利转型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历史新课题。     

乡村丧礼的逻辑:一个法人类学的考察

<正>一、引言传统中国的"礼主刑辅"、"出礼则入刑"意味着:礼是文明秩序的规则化表达,是定分止争的主导性行为规范,"礼治"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治理模式。在现代中国,随着语境的变迁,传统的礼虽然失去了往昔的主导地位,但是,它的"历史遗留物"依然存在。流行于乡村社会中的传统丧礼,就属于礼的"历史遗留物"——而且是一种活的、有生命的、有规范意义的"历史遗留物"。     

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古代就有人就把它概括是"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关键。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对我们当代的行政监察制度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就从古代的监察制度的演进入手,提炼了监察制度的特点,从而归纳出几点对当前监察工作的几点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引入中国历程考

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舶来品.但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上,罪刑法定原则的引入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罪刑法定的思想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9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1911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思想流入中国,直到将"罪刑法定"一词作为对西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的概称,大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