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马拉松”——卡了壳的劳动能力鉴定

工伤的处理,理论上只需要经过工伤认定、伤残等级评定,就可以根据伤残等级确定赔偿的具体数额。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工伤案件的处理,往往要经过纷繁复杂的过程,最高可达21道程序。等所有程序走完,起码也要个三年五载。因此,一些用人单位很懂得“玩程序”,致使工伤职工还未等程序走完,便“被拖死”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老板再玩个“金蝉脱壳”,则可能陷入赢了官司,输了“血本”的尴尬境地。     

如何解决工伤职工拖延劳动能力鉴定问题

《工友》编辑部：我单位一职工因工受伤后依法进行了工伤认定,已经休息快1年了,在此期间其工资待遇全额发放,但该工伤职工却迟迟不愿进行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据了解,伤残津贴明显低于全额工资。请问我们应怎么处理为当？     

伤不起的职业病：走完了法律程序，获赔依然渺茫

17岁,花一样的年纪。而吴莎,却因患上了职业病不幸瘫痪。在经历了劳动关系确认（仲裁、一审）、工伤认定（复议、行政诉讼）、伤残等级鉴定（鉴定、再鉴定）、工伤待遇之诉（仲裁、一审、二审）等纷繁复杂的程序后,二审尚未判决之前,公司却人间蒸发,与吴莎一起的三位工友,如今只能傻傻地住在医院,一筹莫展……     

山西临汾农民工工伤医疗实行“一垫三优先”

针对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医疗救治难、申请工伤认定难、劳动能力鉴定难、待遇落实难的问题,山西临汾市工伤保险管理鉴定服务中心于2006年,在全国首家推出“一垫三优先”创新举措。     

背着受工伤的农民工讨公道

最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平镇郑家榜村一组陆万先,到县总工会感谢工会为他提供法律援助,帮他讨回了公道。     

工伤被调解成“非工伤”之后

工作中不幸遭遇意外事故受伤,对不少本不宽裕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不仅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且很可能要与单位打一场“持久战”。     

可以解除工伤员工的劳动合同吗？

我公司一位员工在3个月前发生工伤,右手手指受伤,经住院治疗基本康复,但手指中的钢钉还未拔除,已做工伤认定,但还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医生为其开具的病假条上建议进行适当的工种工作。公司为其重新安排工作,任职生产安全员,不需要再进行体力劳动。公司已电话通知其多次要求来上班,但都被其以上班不利养伤为由拒绝,但实际上,他在家里帮妻子打理自家诊所,对于这种情况公司该如何处理？胡杨为     

农民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受伤是否可以认定工伤

《工友》编辑部： 农民张某已经65岁了,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依然在城市打工。不料,在担任保安员的过程中,不慎在工作中受伤。因为张某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60周岁,单位领导拒绝为其做工伤认定,有关部门对张某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也作出了不予受理的通知。请问,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张某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予以工伤认定？     

关于农民工工伤案的思考

杨春文是一名农民工，他在沈阳鲁园加入工会组织并担任过鲁园工会副主席。在担任鲁园工会副主席期间，他为农民工讨薪等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农民工的欢迎。工作变动后，他继续关心和帮助其他农民工，亲身体验农民工遇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的难度，潜心调研，对农民工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这篇《关于农民工工伤案的思考》，为我们揭示了解决农民工工伤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及相关政策法规中值得探讨的地方，提示我们从政策层面更深入地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文章中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恼人的“张冠李戴”

一位女工在工作中受伤,公司允诺与其私了。可当私了的承诺无法兑现时,这位女工才发现：入院治疗时公司报的是别人的名字,加之时效问题,导致无法进行工伤认定以及伤残等级鉴定;没有这些前置条件,诉讼这条路也异常艰难……     

历时五年,工伤女工魏丕玉获赔18万

2008年7月,本刊以《请给个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的理由》为题,报道了受雇于神农架林区公路工程公司的农民工魏丕玉在下班途中遭遇机动车事故,导致四级伤残却一直未能认定工伤一事。     

襄州区总:四年艰难维权 工伤女工终获赔

正李威不懂法,请律师又承担不起费用,他到广东省信访、人大等部门去寻求帮助,也在天涯、猫扑等论坛发帖,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走投无路的他偶然一次机会在报纸上看到家乡襄阳市襄州区总工会为工伤职工维权的报道,他火速赶回老家向襄州区工会求助。女工工作中意外受伤,无钱医治单位推诿2008年,42岁的姜红梅来到丈夫李秀前打工的广东省四会市南江工业园,进入四会市国耀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耀公司)上班。2009年7月19日,正在工作的姜红梅被倒下的机器排架击中头部及右肢,当场昏迷。     

荆门市工会帮工伤农民工打官司

2007年8月,来自钟祥市丰乐镇山河村的农民沈太林到荆门市某建筑公司打工。一天,沈太林在该公司承建的住宅楼工地拆除钢管脚手架时,不小心触到了临近的高压电线,导致双下肢被电弧严重烧伤,身体也因此落下了残疾。沈太林住院期间,建筑公司只支付了部分医疗费。出院后,建筑公司没有依法给予相应的工伤赔偿。     

我享受工伤待遇真难！

近日,52岁的高延杰忧心忡忡地说：“我受伤已经4年7个月了,今天才拿到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出的《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还未做,真不知道哪天……”     

农民工工伤理赔遇难工会牵头维权解忧

近日,石首市一起农民工工伤理赔案在该市总工会牵头维权、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下尘埃落定,以包工头夏常坤一次性支付工伤农民工夏朝发应得工资3000元,并赔付其治疗费、住院费及各种补偿金8万元后宣告结案,双方握手言和,划上了圆满句号。     

生命的无声呐喊——为工伤农民工追讨工伤赔偿金维权始末

<正>2009年底,冬至来临前,气温骤降的昆明街头。瑟瑟寒风里,肖三花通过亲戚的帮忙,找了一辆客货两用车,硬是把她重度颅脑损伤的丈夫杨荣情,从省城昆明接回到了几百里之外的富源县后所镇铁翅村181号。自此,一切围绕着工伤农民工杨荣情的纷纷扰扰总算尘埃落定,而云南省工伤农民工的最高赔偿数额83万元也由此产生。     

工伤认定演绎权法大较量——泰州一起工伤认定陷入循环诉讼窘境

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长跑比赛,突发脑溢血,虽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终身瘫痪、失语,几乎成了植物人。单位和职工家属坚持认为是工伤,而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为是病而不是伤,经过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次《工伤认定决定书》、当地政府三次行政复议、法院两次判决后,市中级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予认定工伤”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要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接到法院终审判决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了第四份仍然“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这种行政权公然不服司法权的行为,为全国罕见。法律能够奈何得了吗?     

律师巧取证 工伤农民工获“双赔”

2010年4月12日,58岁的四川资中县农民姚若章在受伤259天后,怀揣7万余元赔偿款,乘坐西去的列车返回四川资中县老家。尽管他伤腿中的钢板还没有取出,左腿行动起来还不利索,但他的脸上仍透出一丝欣慰和满足。因为,他的伤残毕竟有了说法。     

情系农民工依法讨公道——永胜县总工会依法为一农民工讨回工伤赔偿金

善良而弱势的农民工袁世才只要求业主一次性赔偿8000元,可黑心的业主说什么也只给5000元。 工会干部的使命感、责任感促使陈爽毅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为袁世才讨回公道。     

工伤“马拉松”

工伤的处理,理论上只需要经过工伤认定、伤残等级评定,就可以根据伤残等级确定赔偿的具体数额。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工伤案件的处理,往往要经过纷繁复杂的过程,最高可达21道程序。等所有程序走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