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探讨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诉讼立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它不仅解放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彻底否定了刑讯逼供这种野蛮的取证方式,而且随传统的不公开的心证制度发展为现代的心证公开的证据制度,诉讼的透明度和民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也为我国正在酝酿之中的证据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刍议

本文讨论了自由心证制度的概念,通过对我国证据制度进行评析后指出,我国的证据制度就是自由心证制度,确认这一制度对证据理论和审判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属性及种类认定

大数据证据随着科技进步而产生,但对于这种新型证明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以及其证据种类的认定,现行法律规定还存在空白,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为应对此种情况,须进行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属性及种类的探讨。首先,厘清概念,大数据证据和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有相似性又有不同。其次,一项证明材料要成为证据需具备证据资格,大数据证据的证据资格主要围绕关联性和客观性这两种证据属性展开。最后,法定证据种类的设定限制了大数据证据等具有多重证据形式的新型证明材料,故要打破法定证据种类的桎梏,弱化对证据种类的要求。     

论我国建立独立量刑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明确做出区分,庭审中二者混同,调查顺序与方式均由法官自由裁量。而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建立的前提下,明确规定量刑证据的种类,将与定罪无关的量刑证据分离出来,置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之中予以认定与调查,适用与之相对应的证据规则,并形成独立的量刑证据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试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由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弥补辩护方调查取证能力的不足,杜绝了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中凭借"突然袭击"来获得胜诉,防止人为拖延诉讼,实现程序价值的最大化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中国学界对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学者们对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了探索。     

论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证据的内容主要有民事证据的收集与保全;民事证据的审查与判断;民事诉讼证据的举证责任等.加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方面的研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裁量性证据失权制度

作为一种新的制度设置,裁量性失权制度还存在若干问题需要予以深入研究。在适用要件上,应根据当事人违反诉讼促进义务的不同,区别规定强制性失权效果与裁量性失权效果。在适用后果上,应通过对不同的制裁措施设置差异性的适用条件。在配套措施上,应与强制答辩制度相协调,并加大费用制裁力度,以实现实质上的"武器平等"原则,保障当事人免受不必要的失权制裁。     

民事诉讼中证据交换制度研究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有利于当事人了解案件事实,有利于人民法院归纳争议焦点,有利于实现诉讼公正,但如果对于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不完善,会使其法律效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应建立健全好符合国情的证据交换制度。对策如下:引入强制开示制度;设立调查令制;深化证据失权制;强化强制答辩制。     

反腐败案件的证据制度探析

针对我国的反腐现状,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着重分析反腐败案件的证据制度,指出我国反腐证据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根据证据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提出相关的完善对策。以整个证据制度作为视角,从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扩大证据的来源以及丰富证据具体规则的运用上来阐述。     

试论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无论在证据观念、证据立法以及证据运用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不完善的证据制度已经给我国的行政审判实践带来危害。从实际出发,树立正确的行政诉讼证据观念;借鉴域外有益的实践经验,加强、加快我国行政诉讼证据理论的研究;参照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之道,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乃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基本途径。     

浅谈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中国的构建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disclosure of evidence)是指掌握证据材料的控辩双方在法院庭审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命令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本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让对方先予知悉的制度,即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作为一种搜集证据的方法,是审判前在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将着重分析中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及必要性,并提出在中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若干构想。     

论民事诉论的证据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证据的内容主要有民事证据的收集与保全;民事证据的审查与判断;民事诉讼证据的举证责任等.加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方面的研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略探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主要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建立的。经过多年审判实践,发现在举证责任制度,被告补证制度、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找到解决之方法可完善我国法治建设。     

自由心证原则:历史发展、现实处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初步将自由心证原则确立为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时的标准,这与以往的法官秘密心证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立法上的规定并不表明自由心证原则成为当然的现实。从自由心证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自由心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事实的多样性又会造成法官运用自由心证的擅断和随意,因此,有必要设置规范法官对事实作出判断的规则,从而形成完整的自由心证制度。我国虽在立法中逐渐接受并确立起自由心证原则,但是相关的配套制度并不完善,加之司法实践的惯性,导致自由心证原则的实现尚存在不少制约因素,这要求我们切实把握自由心证原则的精神,提升立法水平,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将该项原则落到实处。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是近年来兴起的行政法现象,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我拘束制度,其基本目的在于实现裁量与行政正义之间的平衡.然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沿用的是严格规则化路径,在量化或细化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行政逃匿在立法控制之外,从而动摇其合法性基础.为此,在构建行政裁重制度过程中,应当在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指引下,采用一种开放和参与的模式,为其合法性提供制度保障.     

试论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方法——兼论与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区别

刑法的公法地位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决定了刑事案件的裁判有着与民事案件不同的原则和方法。罪刑法定作为刑事法律的帝王原则,使得刑事案件的裁判具有自制和谦抑的特性。自由裁量是法官面对法律条文的抽象普遍性与个别案例的具体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所作的策略选择,体现了司法权的扩充和张扬。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方法,应当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求得兼容与平衡。     

论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心证是裁判过程中的认定证据的重要方法。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接受的制度,随着我国司法改革,逐渐被引入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如何规定自由心证制度,是我国证据立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讨论心证的自由性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其自由判断的内容是什么,此文中认为,自由心证是全方位的自由,不仅仅包括对于证据能力的取舍,也包括对证明力的判断,二者统一于法官对于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判断中。同时,认为自由心证是相对自由,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自由心证的制约因素。     

法定制度框架下的政府回应模式研究——对D区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观察

政府如何回应、落实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既是体现人大与政府间实然关系特征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观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现有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政府即时性、非法定制度约束的回应表现，而对有严格程序规定和办理标准的法定回应着墨不多。围绕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回应行为及其表现，对D区人大代表建议交办—回复过程的参与式观察表明：与任务难度和目标契合情况相关联，政府的回应过程呈现出规范型、转化型、挂账型和解释型等四种模式。政府采取多样回应模式本质上是在法定制度框架中通过对问题情境的自主甄别，作出的兼具程序合规性和治理有效性的策略选择，依次体现出底线、现实、发展的三层治理逻辑递进。研究认为，进一步提升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绩效，可从释放联络站点载体功能、落实代表履职奖惩机制、探索系统评估答复意见和推进办理结果与绩效考核相衔接等方面实现改进。     

罪刑法定语境下适用酌定情节的理论根据论析

酌定情节是具体内容和功能都缺乏刑法明确规定的量刑情节,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在形式上似乎不相符.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实行成文法主义,而成文法有其固有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弊端,因此,在刑罚裁量时适用酌定情节能够有效地弥补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有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保护宗旨.     

新刑诉法给检察权运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的修改为视角

此次新刑诉法围绕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做了幅度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涉及律师会见、律师阅卷、证人出庭、调查取证、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分配等多个方面,将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特别是检察权的行使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机遇也包括挑战,立足新刑诉法的修改,做好相关梳理和研究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