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日关系述论

建国伊始,周恩来非常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他参与制订了两条重要的对日政策原则:一是严格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二是正确对待两千年与50年的关系.为了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渠道,他从现实可能出发,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在与日本政府的接触中,他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有理、有利、有节的争取紧密结合起来.在他的大力推动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邦交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周恩来与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加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周恩来于1944年3月所作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对中共六大作了客观的论述和评价。中共六大文件全面涵盖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和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贯彻落实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周恩来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周恩来宗教观述论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周恩来非常重视宗教问题,在长期的实践中运用马列主义宗教观,对宗教特征、宗教作用、宗教政策及工作方针等方面作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一、关于宗教特征(一)长期性。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马克思说:"宗教将随着社会主义发展而消亡,社会发展的结果,必定会促使宗教消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未能对社会主义的宗教状况作具体论述。     

周恩来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通过“红色丝绸之路”前往莫斯科 1928年5月，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人，在邓颖超的陪伴下，经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参加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去苏联。     

周恩来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通过“红色丝绸之路”前往莫斯科1928年5月,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人,在邓颖超的陪伴下,经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参加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去苏联。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     

周恩来与中共满洲省委

周恩来少年时期曾在东北求学3年,并立下了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多年后,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可以说,周恩来的革命生涯启自东北,而曾作为党在东北地区统一领导机构的中共满洲省委,其在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时刻和危急关头,也都与周恩来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决策筹建中共满洲省委     

毛泽东与中共“一大”的四大历史之谜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83岁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这位当年出席中共＂一大＂很少发言的代表,后来被视为是现代世界历史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研究资料可谓是汗牛充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中共四大开启“群众性政党”新阶段

正1921年中共诞生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人,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党。1922年底,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了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建党目标。但是,这一建党目标遭到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坚决反对。1924年初,共产国际指派维经斯基替换马林为驻中国代表。1923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正是由维经斯基起草的。该指示指出:"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     

抹去岁月尘埃的中共“四大”

确定会址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一幢三层石库门房里召开。那一处遗址在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战争的炮火中被毁。新中国成立后,虽     

浅析中共四大与五卅运动

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进了群众性政党建设,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张国焘与他要“开除”的中共四大领袖

正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又称脚木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另立"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甚至在会场张贴一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的漫画。张国焘得意地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     

中共四大轶事

<正>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四大召开的过程中,有几个颇有意思的小故事,给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平添了几许韵味。英文补习班的秘密1925年1月的上海,寒风呼啸,天寒地冻。在闸北铁路旁“广吉里”一座石库门建筑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     

周恩来与中共顺直省委改组

中共顺直省委始建于1927年6月。省委管辖地区包括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天津、河北、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等省市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等地区。从顺直省委成立到1930年12月21日中央决定撤销为止,先后进行过三次改组,三次调整,并两次建立临时省委。1928年底至1929年初,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领导和主持了顺直省委的第三次改组。“三一八”惨案以后,李大钊同志惨遭杀害,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恢     

杨殷是中共“四大”的广东代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是党在大革命高潮前夜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对此研究宣传不多。2005年春,恰逢80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四大”召开地虹口区等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极大地推动了这项专题的研究。笔者曾以《中共四大前后的杨殷》一文提交学术讨论,后辑入《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增刊《中共四大研究》一书。该文在提到杨殷的与会身份问题时,是留有余地的。因为该文的主旨是叙述杨殷是“四大”前后在上海的活动,特别是作为廖仲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代表,参加南…     

中共五大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述论

中共五大极大推进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明确提出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层的监督;严肃党纪、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对党员实施有效监督.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共五大关于纪律检查工作的有些做法并没有在实践中践行,但仍不失为一种探索,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双十节”纪念述论(1937～1949)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蕴含着民众对国家性质认同的政治内涵.1937 ～ 1949年间,中共“双十节”纪念经历了从“加强团结”到“追求民主”、从隆重纪念到逐渐淡化甚至抛弃它“国庆日”内涵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轨迹始终与中国政治形势走向戚戚相关,可以说是该时期中国政治形势演变的风向标.     

中共五大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述论

中共五大极大推进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明确提出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层的监督;严肃党纪、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对党员实施有效监督。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共五大关于纪律检查工作的有些做法并没有在实践中践行,但仍不失为一种探索,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十二大党章修订述论

中共十二大党章较以前党章来说,是一部更为完备的党章,是新时期党章的蓝本,奠定了现行党章的根本规范,在党章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鉴于其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研究十二大党章修订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难忘的中共四大

<正>看过《文史苑》中"中共四大会址的确认"一文,60年前那一幕,又在记忆中浮起,好像只是昨天的事。那座三层楼的石库门上海旧式市房,那位江北女工和她所烧每餐都是塌棵菜加几片五花肉片的膳食,特别是与会的若干中央局人员和来自各地的代表等等;其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位,有如额头光光、俨然是一位家长的陈仲甫(陈独秀);分析政局鞭辟入里的瞿秋白;一望就是一位意志坚强革命家的蔡和森;岸然道貌、不苟言笑的李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