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维度下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建构的路径探析简

法治是实现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建构的制度保障.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公正司法等法治维度下的基层维稳机制应成为其理性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基础看,法治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维稳能力;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条件看,法治有利于有效引导公众的维权行为;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保障看,法治有利于有效约束基层政府的维稳权力.     

政府理性的生态秩序考量——论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构

中国是后发型法治现代化国家,其构建法治政府的动力来源于政府凭借理性进行制度设计加以推进,借此发挥政府理性的优势,确保政府推进不至于偏离方向。但是,在现有的学术观点及评估实践中,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并未被关联起来,二者仍然处于简单的平行关系。这与目前环境破坏、资源告急已然危及政府安全的事实,以及党的政策文件的最新决策和论断并不相符。由于生态秩序是政府理性的应有之义,而政府理性又是生态秩序的坚实保障,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之间应当是复杂的螺旋结构,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政府建构的整体思路之中。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构而言既是理念目标,也是重要内容,还是检验手段,需要在法治政府建构的三个层面——价值基准、指标设计和实践反哺分别加以展现。     

新公共服务与和谐社会——对当前公共问题的思考

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责任政府的建构与执行,政府需要为民众的利益和福祉负责,真正实现民主政府、法治政府和和谐政府。本文指出政府官员的超前观念和前瞻性视野,是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首要品质。     

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视角

本文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主体维度的缺失;法治秩序建构的本质在于由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向非日常生活世界跃迁;当代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寓所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形成巨大的阻滞与消解因素;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根基性价值.进而提出重构当代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设想,即建构一套以国家(政府)为动力,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主体维度的国家·社会·日常生活批判三位一体的新的法治秩序建构理论.     

论和谐社会建构中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而法治就是法律主治.当前我国法治社会建构初级阶段的特定时代背景要求倡导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法律解释的权威根源于法律文本自身,严格法治主义的法治理念表现在司法领域中,就是强调司法对法律文本含义的严格贯彻,这需要我们重视文义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方法优先性的元规则.严格法治主义的这一法律解释立场需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元规则是需要我们倡导司法的克制主义立场,这也是实现司法方法科学化和维护法律权威的要求.     

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实现我国法治的基础

我国法治模式选择的动因,长久以来就是我国法学界讨论的诸多焦点问题之一。政府的推动与社会的引导固然是促成法治实现的两大源泉,但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本文中笔者试图以市民社会为纽带,谈谈完全的市场经济对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重要影响意义。     

观点的集苹思想的涤荡——读杨海坤、章志远主编:《行政诉讼专题研究评述》

权利与救济是一对孪生姐妹,"有权利,必有救济".建构完善的权利救济体系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构的重要主题之一.当公民权利受行政权力侵害,提供有效的行政诉讼救济制度更是现阶段法治建设中尤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法治政府与诚信

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础和本质,是法治政府的标准,是法治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只有加强诚信建设,我国才能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当前各级政府应该做到:政府的政策与规范应具有稳定性与不可溯及性;公布的信息应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应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严格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的法治社会内涵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指在国家法治发展进程中,某些区域先行取得法治建设的重要进展所形成的具有先导或示范意义的法治区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崭新探索。不能简单地认为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是传统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法治建设先导区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社会经济生活的先行,是法治发展对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无论从理论上而言,还是从实践中来看,法治建设先导区域概念本身都体现出鲜明的法治社会内涵。并且,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型构必须将法治社会作为重要抓手和实践路径,在实现了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下理解法治建设先导区域,通过多元社会力量的发挥实现区域法治的先行。     

强化行政检察监督助推法治政府建设全面突破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国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努力实现全面突破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战略性部署，这必然要求寻找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力量和新路径。党中央的部署清晰地释放了通过强化行政检察监督助推法治政府建设的强烈信号，并就如何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作出了方向性安排。期待检察机关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的新作为，需要充分理解和把握检察机关的新角色，实现检察机关从纠偏到预防、从个别到一般、从消极到积极的角色转换。     

依法治国应先“治法”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必先治法。治法从广义上讲,包括法的制定、修订、修改、完善及配套立法,解决法律滞后的问题。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途径,治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保障。     

法治秩序断想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政府推动法治化进程的"变法"之路。法治秩序的形成是法治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法治"的含义入手切入法治秩序,探讨了法治秩序的内涵及法治秩序建构的条件,并对法治秩序进行了理性反思,聊作当下法治秩序建构之参考。     

法治中国的人文理路:二重继受与超越

"法治中国"作为新的政治话语,折射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转向,彰显了中国法治建设的人文价值。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迫切需要弥合技术和人本,和合法治与道德。法治中国的建设的路径不应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一方面沿着自身文化理路重启中国传统的道德系统,将仁义道德与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实现新的结合;一方面也要承接西方,沿着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从外在建构民主法治的理性基础。实现二重继受和超越。     

公民参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中国的法治进程不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力量的建构与推动,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体即公民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法律而得以确立和维持的。法治秩序内在地要求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自由与平等、弘扬法律至上的精神。而公民的法律参与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在推进这几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法典时代的法治政府建设转型

民法典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法典时代的到来,这为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尺和历史机遇。民法典蕴含的权利本位观念、新设的公私法规范,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转型要求。为了回应这一转型要求,应当从观念、规则和模式上把握民法典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转型之道,实现新旧法治政府建设理论的跨越。具体而言,在观念上,应当对消极有限政府有所扬弃,并明确积极有为政府的行动边界,实现有限有为政府的双重建构;在规则上,应当克服依行政法行政的局限,给予民法典以积极回应,将民法典规范纳入至依法行政的法依据范畴内;在模式上,应当面向具体的行政任务,在非秩序行政领域赋予政府一定的公私法主体与行为模式的自主选择权。     

论通过民间法建构社会自治环境

如同建构法治环境一样,社会自治环境也需要建构。但目前我国的社会自治环境确差强人意,在社会中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自治环境,并同法治环境一道为社会提供秩序保障,制约和监督政府公权力。民间法的存在土壤,发挥作用的途径以及社会对民间法的接受在建构社会自治环境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可以通过民间法来建构社会自治环境。     

司法审查视野下的法治政府构建

党和国家多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而构建法治政府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和关键。本文探讨了司法审查在构建法治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建法治政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参考。     

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有限政府理念——以行政法上的定位为视角

服务型政府是目前我国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服务型政府研究理所当然就成了当前最热门的课题之一。这个课题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可以在政治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等广泛被研究,本文从行政法学的视角进行定位,对理念的层次进行介绍。在服务型政府的众多法治理念中,有限政府理念是其核心与精髓,本文进行重点阐述。希冀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对有限政府理念及其实践情况有清晰的了解并呼吁相应的思考。     

从法治的价值内涵看政府推进型法治之路

当前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全国各界的共识 ,然而关于实现法治的途径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 ,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相反观点 ,即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和法治资源本土化模式。在此 ,本文主要以对法治自身内涵的分析为出发点 ,力图从法治内在的价值追求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问题 ,并对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提出质疑。     

论廉政建设与法治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而腐败与法治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廉政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廉政建设是法治政府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追求的最终目的和基本价值上有相通之处,犹如一片叶子的正反两面,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廉政建设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遵循一系列的制度要求。同时,廉洁从政、依法行政,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制度,又是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和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