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是融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思维包括两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和重要内容。建设法治中国、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包括法治思维的培养、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营造有利于法治思维建设的社会环境。     

法律发现：贯彻法治思维的首要方法

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前奏,法律发现能贯彻形式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并阻止实质法治观对形式法治观的颠覆,因而成为法官坚守法治思维的第一步。根据法治思维的要求,法官在运用法律发现方法时,应当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运用法治思维协调法律发现和其他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防止法官的任性和法律方法的滥用,一方面要用法律发现的结果限定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法治思维视域下的武警法律战

武警部队开展法律战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着眼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出的战略性思想,是发挥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重要途径,是军事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警部队遂行任务不可缺少的战斗武器。要实现武警法律战研究健康发展,在部队遂行任务中成功运用,武警法律战应更多地从法治思维视角进行规范、统筹。     

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本质上与法律思维的含义是一致的。法律思维的要义是对法律方法的把握。法律方法论的核心是法治原则之下的法律思维规则。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界定法治思维,而对法治思维的法律方法论基础视而不见。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改变偏重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法治的战略措施中,法律思维水平的提升相对容易做到,这是搞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思维被确定为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要求后,确定法治思维的定义,对训练法治思维和提升法治能力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法治思维定义需要在对政治理想与法治现实、法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功能与专业素养、法治理念与实现方法关系的思考中把握。     

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提升执政能力,是新时期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政法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由权力主导转向权利本位,用法治方式消解革命方式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变革.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应该与法律方法论结合起来,以避免出现背离法治精神的误读.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法治如何实现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必须在法治战略上或者法治意识形态上,坚守法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意义,将法治进行到底.     

可辩驳思维与法治的可能性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根本上是以法律的可辩驳性为基本前提的。可辩驳思维对"法治可能性"的证成,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上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本质上并不必然导致法治的不可能性,相反在合理把握的基础上,可辩驳思维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法治的可能性。     

人治型思维：制约中国法治建设的观念性障碍——从权力与法律、道德与法律角度分析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使“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型思维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在观念形态上成为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本文从权力与法律、道德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了人治型思维的弊端。     

法治进程中的良性法律思维构建

法治的始端是法律,而法律依附于法律思维的运用和拓展,因此构建良性的法律思维对法治建设尤为重要。法律思维是法律方向的思维方式,是法律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需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整合、思索判断和形成结论的思想认识过程。法治思维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不仅能带动整个社会通过法律思维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促进国家的法制建设。     

法学与法学家在当代法治建设中的定位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离不开法学家的参与和推动,离不开法学理论的科学指导,否则,科学化、理性化的法律现代化便无以萌生,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理论则难以科学     

法律制度及道德对推行法治的影响

法律制度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利益为根本目的。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使法律制度的推行始终伴随着矛盾与冲突，而建立于自觉基础之上的道德，则成为强制法律制度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表象形式。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具体体现。二者的相互交织与影响，促使法治得以在公平、文明、正义的环境中实现。     

法源话语及对法治的意义

实现法治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法源话语支持法治思维。对法源话语的概括可从法学、法律和法治三个维度进行。从我国现有的法源语用观察,法学角度的法源基本是从司法角度界定法律,目的是在结合论中嵌入逻辑因素,进而较为准确地描述法律实施。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是从立法角度统一法律形式,旨在将其他社会规范及价值等,以认可的方式推定为法。统一法源虽能保障法之权威,但注定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在辩思盛行的中国,需要把法源纳入法治话语系统,进而运用法源思维及法律方法塑造法治之法。作为法学话语的法律渊源,为法治思维的塑造提供了思路;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为法治确定了法的范围;作为法治话语的法源,为重塑法治之法提供了思维及方法。     

浅论警察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及意义。警察法律思维的特性。在法治实践过程中培养警察法律思维。     

论法治中国视域下法治思维的锤炼方式

在法治中国时代,法治已然跃升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治思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治思维是以法律规范为基本依归的规范性思维,是以法律价值为基本导向的整全性思维,也是以法律方法为基本手段的程序性思维.法治思维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提升国家治理...     

树立法律理念培育法治型思维

我国已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首要的任务是思维上的变革和更新,即培育法治型思维。     

可辩驳思维与法治的系统优化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均具有重要的法治贯通价值。微观上,可辩驳思维的运用有助于推动政治话语向法律话语的转向以及法治技术的转型;宏观上,可辩驳思维的运用有助于法治思维的贯通和法治方式的优化。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本质上并不必然导致法治的不可能性,相反在合理把握的基础上,可辩驳思维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法治的可能性。     

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 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 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具有鲜明的特色:法制目标上强调"立善法"与国家兴衰的辩证统一;法制体系上自成一派,以律典为核心,又有多种法律形式并存;制度内容上体现出创新性与传承性的辩证统一;推崇礼法并用,刑事法与职官法发达;坚持人本思想,严格审慎的法律适用。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法律智慧和制度成就,值得当代挖掘和传承、择善而用,其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借鉴在于:重视立法质量,追求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吸收古代法律体系建构的优势,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体系;崇尚礼法并用,发挥德法共治的治理效能,完善对公职人员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传承人本思想,追求和谐共存共处的法制文化。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滨海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法治是其前提和保障。因此,推进法治滨海建设,要做到强化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公平正义;纳入考核指标,完善考察内容。     

法治思维视角下的110接处警群众满意度研究

110接处警群众满意度反映群众对公安机关的评价与期待、公安机关的能力与水平及警民关系建设成果。用法治思维对110接处警群众满意度分析,造成群众不满意的原因有:警察与群众的思维与语言不同;部分民警不作为,无法保护公民的权益;部分群众诉求超越警察职责或能力。为回应群众期待,必须加强能力建设,夯实三个基础,即树立高度的政治自觉意识,培养严格的法律思维,构建警察主导的互动模式,关键是作好育警文章。     

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看中国法治的演变

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里,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不可缺的手段,中国的法治必然是法制与伦理精神的结合。在实行依法治国时代,不仅不能因为强调法律的地位而忽视道德的地位,而且还要善于通过法与道德的互补功能来完成法律向人们的自觉行动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