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自我加压的动机与逻辑

“主动加码”是下级部门应对政策张力的一种常见策略,体现了地方自主性与积极性。符合实际的“主动加码”有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和优化,而盲目“加码”则会导致基层陷入形式主义困境。上级部门应正确看待下级的“主动加码”行为,认识和理解其动机与作用逻辑,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与干部管理对“加码”行为进行有序引导,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困境及其化解思路

由于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的相对分开,使得政策制定权与政策执行权产生分离,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使政策执行极易陷入委托代理困境,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利益的不一致和权责的不对等.通过对政策执行者的监督、激励以及对其败德行为的惩罚,可以有效地化解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困境从而防止政策执行失败.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单一任务情境下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对多任务与任务共时性情境下的执行策略差异关注不足。从政策空间与组织资源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划分了多任务共时性情境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策略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策略下的动员式执行、“按部就班”策略下的程序式执行、“重点突破”策略下的应急式执行和“抓小放大”策略下的选择式执行。对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差异化策略折射出执行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基层政府通常依据“政策空间”大小与“组织资源”多少,在“凸显政绩”“不出事”“应对检查”以及“响应要求”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继而巧妙、创造性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自身治理能力与基层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     

突破扶贫政策的执行瓶颈

当前我国的扶贫攻坚工作进入了精准扶贫阶段,为此我国出台了诸多精准扶贫政策,这些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却存在执行的局限,导致扶贫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国要想真正取得精准扶贫效果,必须关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问题。     

“动员”与“自主”：政府层级互动的差异化行动逻辑

政策执行成效受到执行主体和执行过程中的多重因素影响。厘清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行动逻辑,有助于辨析政策成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对H省“秸秆禁烧”治理行动进行田野观察,基于“过程-组织-类型”三重维度分析中间政府动员行为与基层政府自主行为的匹配差异。研究发现,动员行为的发生通常具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但基层政府响应政策时具备一定的自主空间;动员行为能助推执行进程,但政策落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冲突仍依赖基层政府的自主性调节;动员内容并不具备强约束性,基层政府的自主行为是对“约束”的软化和政策的本土化。治理成效依赖动员行为和自主行为的互动关系调节。基层政府的自主空间需在一个合理阈值内,满足政策目标和治理情境间的价值均衡。     

精准扶贫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豫西L县的实地调查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次重大战略创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精准扶贫战略有利于实现资源的精确配置,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但基于L县的实地调查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仍遭遇着结构化困境。贫困的"多元性"与帮扶措施的"简单化"、精准扶贫内涵的"丰富性"与基层实践的"局限性"、脱贫攻坚的"暂时性"与能力建设的"长效性"之间存在矛盾,贫困群体参与的主体性缺失和反贫困实践中的性别盲视等,都导致精准扶贫实践陷入了结构化困境。基于此,从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角度出发,提出要严格执行多维贫困识别机制,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两项制度"衔接,不断进行基层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并纳入社会性别意识等优化路径,从而帮助贫困人口实现永久脱贫。     

土地政策执行中基层政权的运作困境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国家对农村社会与基层政府进行整合的重要手段,土地政策可分为分配型、维控型与规制型三类。基层政府作为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实践中针对土地政策的分配、维控与规制功能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与治理方式,并形塑了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困境。为此,以土地政策为核心,建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者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从而既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又强化国家对基层政府的行为规制,是国家制定与完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     

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解释——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精准扶贫"作为带有高度政治任务的公共政策实践,具有"运动式"治理典型的特征。本文力图基于扶贫资源下乡入村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就贫困地区"镇—村"场域的运行逻辑进行探索,揭示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是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村庄,村庄内部又形塑出何种的治理状况。承接扶贫资源入村的村庄具有结构破碎、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私人化"治理的特征,扶贫资源下乡入村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村庄的私人化治理,产生扶贫政策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问题,这让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形塑成了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村干部和组织动员起来的贫困户才是"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行为主体,因此走出困境需要借助村庄党组织的动员能力,有效引导贫困户,并给予村干部党纪约束,才有可能形成重建村庄公共秩序,推动"镇—村"接点治理现代化。     

农村贫困治理与精准扶贫的政策改进

农村贫困治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议题。与传统贫困治理模式不同,精准扶贫具有更强的实践导向性和制度针对性,是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根本之策。然而,精准扶贫在农村贫困治理中也存在诸多困境,有必要对精准扶贫政策加以改进:改革精准识别的制度掣肘,把握精准施策的技术靶向,锻造精准扶贫核心力量,完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机制。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抓手：推动政策有效执行的策略工具

“抓手”是实践中推动政策有效执行常见的策略工具,但学术界尚未对该现象展开系统性理论解释。既有研究较多从政策主体关系与政策特征角度讨论政策执行困境如何生成,本文基于政策执行和政策工具理论,将“抓手”作为衔接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中间变量和工具性策略,从理论上阐释“抓手”的类型、结构性要素及其推动政策有效执行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抓手”作为调试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的目标控制、政策执行者对执行过程自主性的策略工具,通过政策注意力导向性、明晰政策议题锚点、打造横向竞争优势和增强部门自主性等方式推动政策有效执行。     

主动“加码”:基层政策执行新视角--基于H省J县的村干部选举案例研究

基层政府如何执行存在"张力"的政策?既有研究关注到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变通"、"共谋"等非正式运作执行被上级"加码"的政策。由于"加码"导致既有政策"张力"的增加,作为权力末梢的基层对于"加码"避之不及。吊诡的是,基层时常主动"加码"存在"张力"的政策。如何解释基层主动"制造困难"?本研究以H省J县的村干部选举为案例,揭示基层政府主动"加码"存在"张力"政策的逻辑:主动"加码"被认为是下级向上级"讨价还价"的重要方式,这基于主动"加码"符合上级对完成任务以及晋升的渴求,当基层官员执行存在"张力"的政策时,主动"加码"能够规避政策执行中的潜在风险。简言之,主动"加码"有利于基层官员"卸责"。这对既有研究提供了新的补充:对于存在"张力"的政策,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可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与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变异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的复杂性造就了基层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独特场域。H县火化政策执行经历了政府运动式治理、村民消极软抵抗到政策隐性终结公开化的变异过程。这一过程演绎着府际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基层官员与乡村共同体关系相互影响的复杂场景。政策细化中的乡村文化融入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一旦缺失将引致基层官员的身份困境,成为乡村治理中政策执行变异的决定因素。协商民主的议事规则有助于通过增进公民参与,将乡村文化习俗融入政策细化,促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习俗的互恰,为乡村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奠定基础。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对策

社会工作最早发端于对贫困者的救助,因此扶贫一直是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领域。2013年国家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输送者、社会政策的执行者,势必要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作用。但社会工作在我国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它在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与原有的场域如乡镇干部、驻村干部、村委会人员、农村社区、贫困者所在情境等方面融合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社会工作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在农村精准扶贫中要真正助力贫困者摆脱贫困,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贫困者的认同与配合,也需要政府政策的激励保障,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当然,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有序化、合理化。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性别盲点与反思——基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的分析

"贫困女性化"的严峻形势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政策执行互适模型恰恰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存在性别盲点而导致多元参与者互动不适的现象。基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的价值理念和建构内容,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中应提倡纳入科学化的性别意识,以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工具的三方调适化解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助推精准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重目标的同期实现。     

乡村治理中的情境博弈、策略选择与利益协调——基于鄂西L县政府贫困治理的案例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话语情境的政策逆变、关系情境的利益寻租和常人情境的权宜取向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行动困境。困境的化解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包括向上回应与制度创新的政策变通策略、资源配优与治权引导的利益共谋策略和柔性运作与程序规范的行为约束策略等。这一治理方式揭示了乡村社会中地方政府与各利益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需要以“合法化”的话语规则、“合理化”的道义关系和“合情化”的常人理性来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中的“治理有效”和“善治”目的。     

农村政策试点如何助推精准扶贫

实行农村治理政策试点,积极鼓励基层政府创新工作机制和实践举措推进精细治理,能够为精准扶贫提供技术支持、促进扶贫资源整合,并彰显扶贫过程中的社会公平,从而为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达成提供强大助力。政策试点过程中需要注意点面结合、分类推进、参与互动与积极反馈,强化以政策试点推动精准扶贫的效果。     

中国农村医保政策的非均衡供给及其后果——基于三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农村医疗保障作为参与精准扶贫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当前中国精准扶贫政策下,农村医疗保障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政策,其保障水平却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导致群众满意度降低,影响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有序推进,继而衍生了新的基层治理性问题。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的惯性思维是农村医保政策的非均衡供给产生的直接诱因。基于此,打破政策供给的非均衡局面,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条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做到"全民参保、应保尽保"。     

基层治理中的策略主义及其纠治

当前，在一些地方，少数干部存在“策略主义”，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机会主义地运用各类方法、技术、规则、手段和策略。基层策略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习惯性选择性执行政策、弄虚作假应付上级的任务和要求、在达成“政绩”中违法违规、形式主义地“讲政治”等。基层策略主义产生具有多重原因。要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压力型体制、创新公务员培训机制、健全用人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对症下药，加强对基层策略主义的治理，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庆市容环境整改政策执行分析——基于T.B.Smith执行过程模型框架

一、问题缘起 重庆市从2008年开始着手市容环境整改政策,该项政策紧紧围绕"户外广告、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占道经营"四大整治重点开展,而在实践中,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执行者执行不力、目标群体不配合以及执行者和目标群体沟通反馈不畅等问题.具体而言,执行者执行不力表现在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水平不高、纠正督查工作不到位和部分区域整治速度较为缓慢三个方面;执行者与目标群体沟通反馈不畅主要集中于市民对互联网论坛里中关于该政策相关内容的理解偏差,但由于网络的非正式性和表达无力,市民没有合理有效的诉求渠道,导致部分市民对该政策最初施行的反感和抗拒,目标群体和政策执行者的"互补"缺位.由此可看出该项政策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如何促进市容环境整改政策的有效执行,发挥其政策作用、实现政策目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央政策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之博弈 ——以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房地产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在于政策参与者的关系是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在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政策决策者与政策执行者表现出非劝说型博弈类型(亦为盟主游戏)。这是一种权力不对称的博弈,合作往往是基于实力不对称的强制下的合作。由于强制是与个体选择的价值和意愿相违背的,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悖论,整体与局部利益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政策困境。要想打破困境,实现整体利益的最优供给,需要强化中央的权威和信誉,中央为地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健全政策执行的有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