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财产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以构建国有财产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成绩,但国有财产流失情况也非常严重,涉案金额触目惊心,动辄上亿元却面临挽损难题,流失的原因直指相关国有财产保护体制机制缺位。虽现行法律规定的国有财产保护路径不少,但却均存在不同的局限性。从立法层面确立检察机关提起国有财产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完善保护国有财产机制。     

民事公益诉讼人的法律问题

本文运用逻辑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民事公益诉讼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主张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取消对原告主体资格“直接利害关系”之限制,建立民事公益权利主体的拟制人格制度,对民事诉讼中与主体相关的制度提出了构想;文章通过对我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实践、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论述了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诉讼目的及诉讼原则;还对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问题、对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限制与奖励、前置程序等问题作了相关论述。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规范拓展及保障机制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公益保护为宗旨，公共利益作为提起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首要任务是框定其实质内涵，但对其采取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举步维艰，可通过概括其所具有的学理特质，列举体现公共利益的情形，将不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予以反向排除的方法进行综合界定。在实践领域不能过度强调公益保护，不可将检察机关监督职权范围外的，或不应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救济的利益以公益诉讼加以保护，须科学确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合理界限。践行“等外”领域案件范围的拓展，需要同步反思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起诉主体、诉讼程序以及诉讼请求等方面的规定，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的途径、调整诉前公告程序并创新配套诉讼请求等保障机制，以确保规范拓展后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在国家现代治理中发挥更大实效。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用专章来论述法治建设，首次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提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并唯一提及公益诉讼这项具体司法制度，即要求“完善公益诉讼制度”。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一次设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公益诉讼制度真正通过司法实践发挥重要作用，始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而且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2017年7月1日，新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兼议人民检察院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职责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公来参与环境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无救济即无权利是法治的最高信条之一，如果环境公共利益不能通过诉讼得到救济，环境个体利益就很难实现。中国民事诉讼要求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造成了制度上的障碍。如何跨越这一障碍，探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有效途径，明确人民检察院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职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优化与制度完善

2017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建立了现行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然而,作为公益代表人,检察机关在保障环境公益的实践中陷入了检察监督区域性与生态环境整体性矛盾、损害救济和环境风险预防背离、维护环境公益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错位等困局。原因在于现行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基于传统公益理论,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环境公益混同于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环境公益区别于社会公益、国家利益,其内涵应当是生态共同体利益。完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环境公益的法律地位,增加独立于检察环境社会公共利益诉讼和国家利益诉讼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类型。同时健全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检察监督机制,强化环境风险预防功能,构建法律监督与环境公益维护相统一的衔接机制。     

擦亮公益诉讼金名片

<正>“全国首例长城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全国首例利用互联网侵害隐私权民事公益诉讼案”“全省首例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这些记录在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的闪光点,不仅是公益诉讼团队用心付出的成果,也承载着我们对守公益、护民生的工作热情。而我们创建的“益·守护”公益诉讼文化品牌,也逐渐有了更生动的底色。     

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的必要性和路径分析

随着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经逐步成长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定盘星”“压舱石”。但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推进，缺少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的弊端逐渐显现，已经阻碍了公益诉讼健康发展。从检察机关宪法定位、公益诉讼基本性质和公益保护实践需要出发，有必要先行对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待时机成熟，各方共识进一步形成后，再适时制定公益诉讼法。     

浅议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办案方式

检察机关应当针对文物损害的具体情形，统筹发挥行政和民事公益诉讼职能。在履职过程中，注意区分文物保护与其他领域公益诉讼的不同特点，在行政机关履职认定标准、民事公益诉讼“先诉者优先”、文物损害评估鉴定以及与文物行政执法的衔接等方面加强探索，立足办案，构建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高质量实现文物公共利益保护的目的。     

环境公益诉讼缘何没有井喷

2016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前夕,“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一名词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再度增高. 广东省社会组织提起的首宗环境公益诉讼案开庭审理;湖北省跨行政区域受理的首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达成和解;湖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达成和解;为破除地方保护,云南省高院将试点环境公益诉讼跨区域管辖……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意见,要求各地法院要依法及时受理符合法定条件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探索构建有利于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程序和配套机制. 这一系列的新动向足够令人振奋并对未来抱有期待.那么,在过去的近一年半时间里,环保法赋予社会组织的这项权利,在各地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论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公益诉讼的原告问题是建立健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原告应如何作为,对公益诉讼的制度构造和目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通过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内容及其行使方式进行论述,突出其与私益诉讼的不同之处,强调关于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保障和监督,以体现公益诉讼制度的特殊性。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则思考

“防患于未然”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对环境风险的必然选择。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突破了实际损害这一传统界限,面向的是更多的“不确定性”。简单套用事后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则,有悖环境保护事前预防前瞻性要求。预防管控“预防法学”模式,要求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则设置应秉持预防和比例原则,确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启动要件、举证责任分配及预防性执行措施规则,以增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适用时的有效性,实现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前瞻性保护功能。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年度观察报告(2016)

最近几年陆续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因民事公益诉讼本土化理论供给匮乏,立法者没有贸然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则,而是授权“两高”开展相关试点.鉴于理论界与实务界尚未对民事公益诉讼的根本性问题达成最低限度共识,2016年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延续着之前早已存在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分歧.展望未来,只有对“何为公益诉讼”、“为何公益诉讼”两个根本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才能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精准地用于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权利和限制

新民诉法关于公益诉讼的修改以及检察制度改革为检察机关担负起提起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的责任确定了法理的基础.纵观现今世界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以及我国法律体制的沿革,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有相应的权利和限制.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争议及理论回应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检察机关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重要途径。由于缺乏基础理论与制度规范的支持,相关的司法实践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尽管是借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来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的简单结合。现有的“一条两款”难以满足司法实践对法律适用的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需要厘清四对基础关系,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内”与“等外”、检察机关与其他起诉主体、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在增加法律供给的同时,检察机关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保持谦抑与克制,实际提起的诉讼应限定在法定范围之内并应考虑诉的必要性。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起诉主体——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之不足及完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对起诉主体范围之界定不够科学，且未对起诉主体顺位作出安排。在起诉主体范围方面，检察院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应予以保留；“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过于狭窄，其他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也应享有起诉资格，从立法协调性角度考虑并与首次确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民诉法》第58条第1款保持一致，应将“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改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家网信部门不适宜提起诉讼，也不拥有确定起诉主体之权力，故应删除“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表述。在起诉主体顺位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检察院列于首位，这一做法与《民诉法》第58条以及《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13条之规定不符，也与检察实践之具体做法相悖；应遵循检察谦抑性之要求，坚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第一顺位、检察院第二顺位之起诉主体安排；且检察院在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均应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在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之间，检察院应作何选择或会作何选择，值得关注。     

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

以个体为逻辑基点的传统法学难以应对整体性的环境问题。以整体为逻辑基点，新型的权利依据、法律关系和诉讼目标呈现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依据是生态公益所衍生的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权利即环境权，及其派生的并由成分利益所衍生的生态公益维护权等环境成员权。传统法律中只有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个体对个体”或“个体对整体”的法律关系，而只有环境权下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整体对整体”与“整体对个体”的新型法律关系才能产生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只能以预防为核心目标，区别于传统诉讼的填补损害或惩戒目标。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要求革故鼎新式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尊重法律关系理论，确认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本质；尊重公众及成员的合法权益，重构实质原告与形式原告制度；践行保护优先，建立生态公益预防责任制度等。     

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民事公益诉讼是今年来在我国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随着我国社会和法制的发展,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逐渐成为当前我国诉讼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入手论述了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理论意义,并且提出了相关见解.     

构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

公益纠纷的不断出现使民事公益诉讼成了我国近年来讨论较多的热点问题。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制约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已有很多的公益诉讼案件的发生,公民对公益诉讼的认识也日渐深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是必要的。     

常州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评析——兼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解决环境纠纷、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常州市经过近几年的探索,构建了具有"常州模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本文在批判性总结常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上,从立法完善、原告主体、前置程序、环境法庭、诉讼保障等关键方面,提出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