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     

中东地区恐怖主义问题的全球治理分析

随着近年来全球范围恐怖主义问题的凸显,通过全球治理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就以全球治理的视角来探讨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集中分析了中东地区比较突出的恐怖主义问题的现状和全球治理情况,进而对阻碍当前全球治理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意在为新治理路径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中东地区水资源问题的全球治理分析

随着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通过全球治理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本文就以全球治理的视角来探讨中东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集中考察了中东地区比较突出的水资源问题,对于其现状和治理情况以及阻碍治理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分析,意在为新治理路径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新形势下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21世纪国家安全的主要战略对手,人民安全的凸现是当今世界安全的根本特征。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兼具中国古代邪教、会党、民族分离主义,以及国际现代恐怖主义基本特征的内生性民间反政府势力,中国的人民安全将面临更大挑战,中国的战略重点将长期在国内。鉴此,结合当今世界安全的新形势,作者论证了树立人民安全观,以及制定和构建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系统构建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

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构成,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相对于不断完善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面对层次丰富、领域广泛、种类繁多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如何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律,构建高效的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是当前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中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非传统安全法律体系相对缺失,已有的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体系偏重于传统安全领域,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中的“善治”效力不足,国家安全执法与司法主体过于依赖传统国家安全机关,是当前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构建统一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领导体制,明确国家安全法治实施主体及其责任,建立中央集权、分工负责的国家安全工作专门机关体系,严格依法开展各项国家安全工作是全面、高效实施国家安全法治的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全球治理与国家政治

自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开始通过世界性的组织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或局部性问题。这种世界性的交往和合作使当今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日益朝全球性的政治结构方向演进，并且与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更加紧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表明，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算法安全与治理

随着算法的不断演化及其在计算、通信、仿真、数据分析、信息管理、信号处理及指挥控制等领域的不断优化,有关算法所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算法安全源自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度嵌入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从国家安全视角来看,算法安全具有逻辑操纵的政治性、行为影响的颠覆性、场域渗透的隐蔽性等显著特点,并且会深度影响国家安全的各个维度。具体而言,算法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表现在深刻改变国家间权力结构对比、导致隐性算法依赖和逆向算法攻击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算法安全风险逐渐显现,加强算法安全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结合算法安全的特点和世界各国有关算法安全的应对举措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提高算法风险意识、培养算法专业人才、完善算法监督体系等方式来进行有关算法安全的秩序重构,以强化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     

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在场治理技术

国家在场是国家对多民族边疆地区治理的一种技术实践,国家在场技术实践包括经济技术、政治技术、文化技术和符号技术,其中符号技术是现代国家最具特色的治边技术,四种技术通过垂直下沉的行政网络实现对多民族边疆地区的治理.国家在场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四种治理技术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四种治理技术是意识形态得以实现的载体.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我国社会转型中的风险及其治理

"植入式""压缩式""全面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造成中国社会兼具复杂性和两重性,出现了风险共生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成功转型。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研究,探讨社会转型与风险共生的内在关联,"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风险共生的根源所在,其背后是缺乏有效的风险预防和治理体系。所以,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对抵御和化解转型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     

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个全新的概念,也是重大战略思想。它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指引了方向,也为搞好顶层设计,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思想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准确把握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每个国家的安全观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安全形势与任务而有自己的     

“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多民族国家治理

命运共同体秉承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性"以及目标"高阶性"内涵,在新的全球语境下成为继和谐世界理念之后中国外交战略上新的话语思维体系并同时向内触发中国民族工作新的思考。其显示的历史(历时)性时空逻辑和多层次、跨体系表征能够助推当前及未来中国的多民族国家治理视域向着更为深邃和宽广的方向和路径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