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俄检察制度的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检察制度与苏联检察制度渊源密切。苏联检察监督最突出的体现是一般监督和诉讼监督。俄罗斯检察制度保留了一般监督,取消了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这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再属于法律监督机关,而是与被告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控诉方当事人。我国1982年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由于没有规定检察权的行使范围,一般监督自此无从体现。我国的检察制度改革,应该废除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实现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化,恢复检察机关在诉讼领域外的一般监督。     

从“政治司法化”到“司法政治化”——论泰国宪法法院的功能退化及原因

民主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让民主成为"小镇里唯一的游戏"。在"政治司法化"的过程中,法院成为解决政治争议的主要场所。但是,对司法审查机关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司法政治化"色彩会愈加浓厚。泰国民主转型从"政治司法化"到"司法政治化"的退化,说明司法权并非存在于政治真空中。司法权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性。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可以为司法权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空间,法院对规则和秩序的守护又可以避免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司法权应当重视其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科学的谋划和积极稳妥的推进均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尊让与监督:美国防疫诉讼与公共卫生安全治理

法治是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始终存在一系列权力与权利的矛盾关系。其中主要矛盾是州政府行使治安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要有效落实防疫政策等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举措,必须在公共卫生安全利益与个人权利间实现平衡。司法权能够裁决争议、抑止损害,持续对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历史上,美国法院在公共卫生案件中采取司法尊让立场,推动了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发展。当前,法院对政府其他分支机构行使权力的司法监督增强。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公共卫生安全法治缺乏必要的稳定性,法院难以通过司法方式有效平衡公共卫生安全利益与个人权利。这不仅削弱了美国司法体系对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影响力,也加深了美国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困境。     

国际刑事法院和国内法院 在刑事司法管辖权上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和国内法院在刑事司法管辖权上的关系日益引起人们重视。国际刑法 的管辖可以分为直接管辖模式和间接管辖模式。国际刑事法院采用了前者。这样, 国际刑事法院 和国内法院在刑事司法上对人的管辖权和对事的管辖权上的关系就成为一种相互限制、相互合作 和促进、相互竞争的关系。     

巴西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制度研究

20世纪后半叶,巴西的军人独裁政府向文官民主政府过渡。为了巩固民主制度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下,巴西展开了司法改革。面对各级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超负荷的案件审理量、过度的上诉案件以及法官对法律解释的随意性,巴西在指导性判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制度。在巴西法律史上,存在着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例制度,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制度的渊源。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是批准、修改、废止有法律约束力判例的唯一主体,但只有涉及宪法性问题、并就该问题多次作出过判决但依然存在争议的判例才可以经批准成为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共有11个主体有资格建议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修改、废止有法律约束力判例。有法律约束力判例经批准并公布后,其效力及于全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法律约束力判例制度的实施达到了该制度的设计目标,获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在理论层面上却遇到重重困境。     

中非法律交往五十年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但中非法律界人士的交往却很晚。与其他大陆相比,双方交往次数也不多,无法满足中非关系发展的需要。中非法律界交往分为法院人员、检察机关人员、司法行政机关人员和民间往来4个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与非洲国家法律交流与合作总体上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扩大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非法律交往逐步开展,但在文革中受阻。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非法律合作大步发展。2009年发表的《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提出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开创了中非法律合作的新纪元。     

拉美国家的司法制度研究

本文首先对拉美国家的法律渊源和司法传统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拉美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传统不仅受到欧洲大陆法系的重要影响,还吸收借鉴了前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当前拉美大陆主要国家的司法传统属于大陆法系,尤其是法国民法典对拉美主要国家司法传统的影响比较显著,美国宪法和西班牙宪法对拉美国家的政权组织和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加勒比地区的非西班牙语国家则主要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拉美国家独立以前形成的等级法律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司法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当今拉美国家司法机构的组织原则包括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等,主要的司法机构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等。此外,陪审制度也是拉美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因素 ——以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为例

国际法律程序包含了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在上述程序中，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官和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员的个人因素都或多或少会在法律活动中产生一定影响。国际司法程序的法官具有独立性，需宣誓只效忠法院或法庭，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选举阶段的政治因素以及当选后法官的国籍、思想、观念都会影响他/她对案件的处理；国际仲裁程序的仲裁员的独立性较之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更显不足，争端当事方指定的仲裁员往往代表其利益，维护其立场。在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会在程序规则的制定、传唤证人或专家及视察涉案地点、收受证据、查明事实和法律、对判决结果发表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等诸多法律环节拥有一定权利并发挥一定作用。了解和掌握上述法律程序以及法官和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国已卷入的菲律宾发起的强制仲裁案件以及未来的潜在案件会有所帮助。在中国暂未参与仲裁程序，而且放弃指派仲裁员的情况下，对仲裁员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监督和避免不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一旦中国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仲裁程序时，需在规则范围内去发挥和制造有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与治理能力建设

司法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过程。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改革对民主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创建司法委员会、改革法官任期和任免程序、设立宪法法院、增加司法机构预算等都是为了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争端解决替代机制的发展、设立新的法院和派出法庭等措施增加了公民和组织寻求实现正义的途径;改革刑事司法程序和法律一体化既可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又可以吸引外资。这些措施都是建立健全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对国家治理体系适应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的经济形势和改善投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非国际民事司法协助浅谈

近年来在南非涉及中国企业或个人的案件频繁出现日益凸显了解南非国际民事司法协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南非在 1 995年 4月 30日加入了《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后 ,只要外国相关文件符合该公约有关“公文”的规定 ,且文件签发国的相关文件已在该文件上附加了证明书 ,则该文件无需在经南非使馆认证 ,即可在南非境内使用。南非《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规定了来自指定国家的文书在南非的送达和在南非做成的文书在该指定国家内的送达。外国有关机构或人员要在南非直接取证 ,必须获得南非高等法院法官签发的命令后才能对证人进行询问。亦可通过外交途径在南非进行间接取证。《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海牙公约》自 1 997年 9月 6日对南非生效。此外 ,本文还介绍了南非法院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相关规定     

印度对俄外交中的中国因素

无论是从历史教训还是地缘战略需要考虑,印度对俄外交中的制衡中国之意不可忽视。本文首先阐述中俄印"战略三角"的现实局限性;接着重点分析俄罗斯对印、对华军售的不平衡政策以及印俄能源领域的密切合作;最后总结出印俄关系对中国的战略启示,我们须采取相应措施抵消印俄关系可能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中国司法增长的特点与基本模式

中国司法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被动性、无计划性和不同步性的增长特点。政治对司 法的控制模式决定了后者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党组中心下权力的双轨制增长与司法权力 的“翻译”式增长。这种增长的实质是国家治理的范式转移与路径转向所带来的话语转换。传统 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央-地方利益分化情境之下的失范, 促使国家更为倚重规范性的司法话语, 这种 倚重直接体现为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强化控制, 而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与逐渐畸变为地方控制模式的 传统国家控制模式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 恰恰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 为中国司法的进一步增长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     

公民社会与拉美国家的司法改革

实现社会正义是公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司法改革过程中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拉美国家司法改革本身的重要战略目标.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为司法改革带来了新的动力,使司法改革在新自由主义遭到广泛批评时仍然得以继续推进.公民社会组织在司法改革之初就成为国际援助机构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纽带,当前的主要作用是监督司法改革的成效和司法体系的运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司法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参与过程,客观上有利于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ICC的建立是国际法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它有助于弥补间接执行制度对惩治国际犯罪的缺失。它具有管辖范围的普遍性、机构设置的超脱性、政治上的中立性等特点。ICC管辖权的确立系基于国家的共同同意,其固有管辖权并未违背国家主权原则。ICC对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具有补充性,以有关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管辖为其启动管辖的前提。在与非缔约国的关系上,ICC的管辖权并未超越于非缔约国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