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PPP政策协同分析——基于1985—2017年国家和部委层面的政策计量

通过筛选梳理1985—2017年间的国家层面PPP政策文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将定性的政策文本转化为半结构化的数据,建立了政策协同分析"时间和数量—政策主体—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政策协同分析法,从五个层面对PPP政策协同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出各维度的协同情况。分析结果显示,我国PPP政策在时间维度、主体维度、政策工具维度的协同性等方面都存在欠缺。针对PPP政策协同存在的问题,应通过提高PPP政策的环境匹配度,加强部门间协同,平衡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加强顶层设计等加以化解。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政策选择

民族村寨旅游是我国乡村旅游的重要形式。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而合理的政策选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本文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出发,结合旅游开发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制度建设、财政刺激、技术支撑、监控评价等方面探讨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合理开发和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政策工具。     

法政策学视域下乡村教育振兴的制度需求与立法构造

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发展能力建设与乡村文明建设的制度承载，从“政策引导”到“法律跟进”的顶层设计应当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发展逻辑，法政策学则为法律跟进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方法论。在法政策学视角下，对“目标—工具”的政策模式与“权利—义务”的法学范式进行有机整合，以受教育权保护为立法起点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法律机制落实。通过制定篇章结构为总则章、农村学前教育章、农村义务教育章、农村职业教育章与法律责任章的《乡村教育振兴条例》，明确乡村教育振兴的概念意涵、权利义务主体、立法目的、主要制度、模式与程序等基本规范要素，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建构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多元规则体系。     

我国社会工作政策的变迁历程和演化逻辑——基于1987—2020年118份国家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北大核心SSCI

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日趋凸显,而这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本文以1987—2020年国家层面出台的118份社会工作发展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依据政策数量变化情况和标志性政策,将我国社会工作政策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87—2005年的缓慢恢复阶段、2006—2010年的初步发展阶段和2011—2020年的迅猛发展阶段。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两种研究方法进一步发现,我国社会工作政策的演变逻辑为政策主体从零星分散先转向局部合作再转为全面合作,政策体系从单一化先转向多元化再转为系统化,政策工具从结构失衡先转向结构趋衡再转为结构均衡。在未来,社会工作政策应该注重政策发展的稳定性和创新性,提升政策主体网络的协同性和多中心性,加强政策体系的整体性和科学性,提高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中的价值失语与价值重构

乡村文化旅游是文化旅游重要的发展业态，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文化旅游作为一种资源开发型、市场导向型产业，目前对政策、资源、资本依赖性过强，内生式发展动能不足，这主要源于对核心要素认知失真、参与主体间行为失调、文化价值失语三重阻碍因素。采用“驱动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DRS)模型对乡村文化旅游进行价值重构，可为三重价值失语问题提供一种解决路径，推动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工具

政府责任隐含在公共政策文本当中,公共政策包含政策价值、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方面。政策价值、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者的有机组合可以构成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政策价值凸显了政府责任的意识形态,政策目标标示着政府责任的方向,政策工具是践行政府责任的客体。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政府责任的具体形式伴随"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路径发生变迁甚至是范式转移。探寻一种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既可以从时间横向解读某一项政策文本中的政府责任概况,又可以在时间纵向上从"价值—目标—工具"的路径对政府责任及其嬗变历程作一个动态的变迁考察,从而突破原来过于偏重静态的视角,体现政府责任的动态性。     

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优化选择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大气污染治理是生态治理中的重要议题,需要加强政府规制,采用有效政策工具加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三种类型。根据静态效率收益、动态创新激励、制度的可行性、效果的确定性四种影响因素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进行优化选择有利于改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在现行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占主导地位,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逐步发展,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作用日渐凸显,但是也存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自身设计缺陷、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重发布、轻行动"等问题。基于前述四种影响因素,应从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以及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协同创新两个维度优化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工具的优化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女性就业保障的基本取向可归结为劳动平权、职家平衡以及就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目标—工具—功效"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女性就业保障的政策工具以政府主导的命令型工具为主,企业与市场机制为辅的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应用力度不足,且政策工具在协同人口政策与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时陷入选择、运行与功能等方面的失灵。因此,应以法制治理、公司治理、市场治理以及网络治理为联合机制,发挥组织、权威、财政以及信息等政策工具的整合效应,落实"稳就业"与"促生育"的政策协同。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养老服务业政策研究

当前严峻的养老需求,要求实行积极的老龄化战略,发展和完善养老服务政策。本文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为分析蓝本,以政策工具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为分析维度,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通过工具分类、内容编码、统计描述、交互分析等技术剖析了养老服务业政策工具的缺失和冲突。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看,政策工具的分布在数量上不但有差异,在具体的组合结构上也有区别。差异固然体现了政策工具的作用范围和适用限度,但同时也启示了未来的政策走向:细化环境型政策,发挥政策的影响力;调整供给型政策,塑造政策的推动力;增加需求型政策,扩大政策的拉动力。     

发展农业的重要政策工具——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以财政政策为主,也包括金融政策),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广义的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包括了国家有利于本国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保持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所有政策措施。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农业保护措施作为一个政策体系,最早见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农业补贴中的黄箱、绿箱和蓝箱政策黄箱、绿箱和蓝箱是世贸组织农业协定中描述各成员国国内支持…     

以多层嵌入式设计确保公共政策有效执行

文章基于政策设计的多层、嵌入式结构,提出政策目标和工具体系的三个层次：在宏观治理层面,政策目的是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执行偏好是网络管理体系;在中观政策体制层面,政策目标是确保政策整体性,执行工具是基于权力、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在微观技术层面,政策指标是政策的效果和效率;工具标准是间接性、非强制性和价值共享性。     

我国EOD模式实施路径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为进一步推进EOD模式,我国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探讨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产业开发项目,以推动一体化方案的实施进展。以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和EOD理论为基础,结合不同时期EOD政策内容,以更加科学合理地分析EOD模式相关政策结构及特征。研究发现随着EOD模式进一步开展,EOD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政策文本中,以环境型工具为主,其次是需求型工具,整体表现出工具使用状况的不平衡,有待进一步调整。该结论对于了解当前EOD项目相关政策、分析EOD项目政策在不同阶段的侧重点,对未来更好地推进环境生态治理为导向的项目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以多层嵌入式设计确保公共政策有效执行

文章基于政策设计的多层、嵌入式结构,提出政策目标和工具体系的三个层次:在宏观治理层面,政策目的是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执行偏好是网络管理体系;在中观政策体制层面,政策目标是确保政策整体性,执行工具是基于权力、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在微观技术层面,政策指标是政策的效果和效率;工具标准是间接性、非强制性和价值共享性。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王世强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论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工具的优化——基于2015年至2018年部分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加强社会组织党建的公共政策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来实现。结合政策工具的一般分类和社会组织党建的政策目标,将其政策工具分为结构性、引领性、统合性和能力性四种类型。通过对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的意见(试行)》发布以来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党建的61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当前结构性和引领性工具为社会组织党建的主要政策工具,能力性工具逐渐受到重视,统合性工具运用不足;各类型政策工具内部存在结构失衡,间接性、创新性手段比较缺乏;政策工具选择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地区政策工具运用数量、内容相对丰富,西部地区的政策工具使用结构相对合理。因此,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制定应注重各类型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提高各项工具的专门化、精细化水平,鼓励地方政策创新。     

俄罗斯生态政策：文化基础与构建路径

俄罗斯是地跨欧亚大陆的资源大国，具有悠久的生态文化传统。当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与日俱增，国家生态安全面临着新挑战。俄罗斯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关注国家生态安全，从政府决策层面、制度建设层面，资金和科技创新层面构建完备的国家生态政策体系。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巫山实践

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笔者分析和阐述巫山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背景与成绩,旨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从而为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一定的借鉴。一、巫山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的背景分析巫山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两个特殊背景:一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二是全域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