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美德伦理与古希腊美德伦理之比较

比较先秦儒家美德伦理学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性、相似性和所面临的困境。在差异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具有展开路径不同、成德践行的内在动力结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不同。在相似性方面,两种美德伦理类型都确定道德可教并强调德行教化的意义,两者在个体成德践行的具体途径或方法上都选择中庸。在困境方面,两种德性观都面临理论和现实的挑战。对于古希腊美德伦理学,这种挑战主要是道德相对主义和自然主义;对于先秦儒家伦理学,则是其依附的礼制被边缘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     

新时代中国“粉丝”文化的伦理表征与“濡化”路径

进入后亚文化时代，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范式逐渐丧失解释力。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粉丝”身上表现出典型的伦理特性，即融合与离散的主体性伦理、陌生与亲密的亲缘性伦理以及游走于“丧”与“燃”两种情感之间的国族性伦理，但也存在着主体性、文化性以及交往上的伦理困境。对此，可借鉴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濡化”概念，从父辈与子辈的代际濡化、主文化与亚文化的文化濡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濡化出发，引导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走向正轨。     

发展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定位

发展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目前在学术界主要存在着四种观点:一是能够做与应当做的关系问题;二是发展利益和发展道德的关系问题;三是生活美好与物品丰富之间的关系,社会内与社会间公正的基础以及社会对自然力与技术的态度之标准的问题;四是发展中人类在有限而又脆弱的地球上应当如何共同幸福生活的问题。研究发现,发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发展的伦理和伦理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发展伦理学基本问题的科学合理定位,关系到发展伦理学学科性质及其当代使命的设定,甚至关系到整个发展伦理学体系的构建。     

维贝克的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思想探析

技术伦理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面对不断出现的技术伦理问题,工程师、哲学家、伦理学家、政策制定者等等都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维贝克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同于以往的伦理学家,他通过对传统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的解构,进一步建构了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本文试图详细阐述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不同之处,从而更好地理解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     

论现代技术风险的责任伦理困境及其出路

现代技术风险的新特征昭示着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风险社会。然而,面对技术风险主导的全球风险社会,传统的责任伦理资源却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使其难以为风险社会中的责任追究提供合理有效的辩护。因此,面对技术风险责任对象的远距离性、责任主体的隐匿性和责任内容的整体性,在责任主体、责任客体和责任内容上对传统伦理进行全方位的重构,无疑对于摆脱当代责任伦理危机、防范和化解技术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儒家“仁”之伦理不同于关怀伦理——从“仁”和“礼”的关系来解释

儒家伦理学中关于"仁"的概念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又一贯是学界所关注的传统论题。有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的"仁"伦理和关怀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可通约性,即这两种理论被认为能够出现兼容的可能。然而,儒家伦理并不仅仅囿于关怀的层面,它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礼"作为秩序约束效用的需要。因而,重新厘清儒家伦理学说中"仁"与"礼"的关系,明确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认识儒家伦理和关怀伦理的本质区别,还原儒家伦理中"仁"的本来面貌,对于我们继承与发扬儒家传统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传统对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价值

伊安·巴伯认为宗教可以在个人、社会、人性论等维度对技术时代的伦理学作出特别的贡献。他指出西方宗教传统非常注重食物、健康、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个人价值实现等,为当代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社会公正、参与自由和经济发展等重要的社会价值,体现了技术时代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圣经》传统中的人性论对于当代技术发展具有特殊的伦理价值。     

从“科学”到“哲学”:西方行政学价值研究的新发展

由于受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公共行政学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陷入了技术路线和管理主义的追求之中,形成了行政学价值研究的"科学"传统,使得公共行政学深陷于"内在逻辑困境"而面临着重重危机。在宪政主义学派的努力下,从新公共行政学派、黑堡学派对传统行政价值的反思,再到行政伦理学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学科的价值追求转型的作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政哲学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力量在西方行政学界开始兴起,进一步地对公共行政的"技术内核"进行质疑与批判,努力呼唤公共行政的精神与价值,从而推动了行政价值研究从"科学路径"向"哲学路径"的转型。在哲学视野下行政价值研究趋势是:对行政价值逻辑生成的更具体探究,对行政价值范畴体系的更合理构建,对行政价值评价机制的更科学设计,对行政价值异化现象的更深入考察,对行政价值实现机理的更系统研究。     

论行政伦理研究范式

行政伦理学如果希望不断积累知识,就必须在其研究领域形成公认的理论范式。范式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在基本的问题上获得共识并形成坚定的信念;以共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行政伦理学以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为研究对象,而道德行为归根结底是遵守伦理规范的行为。规范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前者是制度分析的对象;后者是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对象。行政伦理的制度分析和知识社会学分析是理解行政伦理的必要途径。     

科学实践观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探微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矛盾运动及外部环境不断变迁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二者共同作用的逻辑进程。至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经历了从"社会哲学研究范式"向"人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这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转换,尽管是为了克服与之对应的范式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而建立的,然而其本身却又陷入新的困境而受到不同的批判和挑战。科学实践观研究范式,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扬弃"社会哲学研究范式"和"人学研究范式"利弊的应然选择。     

计算机劝导技术的伦理审视

计算机劝导技术就是通过对环境的感受和判断,及时把握时机对人进行劝说或诱导,从而影响人的态度、观点和行为的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它借助简化、隧道、监控和调节四种功能展现出独特的时代伦理价值。但是计算机劝导技术在实现人类追求的功能与价值时,也会面临被不道德地使用、影响人的自由、侵犯人的隐私、使人的责任归因复杂化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这些伦理问题,即提高计算机劝导技术程序员的伦理素养,探索伦理学者介入计算机劝导技术的实现机制,增强计算机劝导技术企业的责任担当意识,完善计算机劝导技术的政府治理等。     

“大地伦理”的意境及其逻辑走向——从“大地伦理”过渡至“大地美德”的必然性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是生态伦理学的第一个形式,它的理论前提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意义取向植基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近代启蒙确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天赋权利";基本原则为"生态中心主义";据此,"大地伦理"成为易于被西方人接受的生态文明思想之一。然而,囿于"大地伦理"本根性的历史局限,它不可避免地生发出"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悖论;"无主体"的伦理责任悖论;"环境法西斯主义"悖论。在这种境遇中,"大地伦理"必须走向"大地美德",才能摆脱生态伦理学继续演进的困境,于是"环境美德伦理学"应运而生。     

“文化—技术”关系视角下现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文化—技术"关系是理解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维度,二者的深度融合是促进现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以传统技术哲学视域下"文化—技术"关系的历史演变为基本线索,分别从前奏期、爆发期、裂变期对不同"文化—技术"关系下的文化生产与消费进行总结,有助于在实践层面理解文化产业高技术特征的发展脉络与核心价值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所支撑的裂变期,需要从强化"文化—技术"关系价值、抓好文化与科技融合关键、用好"文化—技术"耦合规律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并思考促进现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取向与方法的行政哲学维度

从行政哲学维度来看,价值与技术的分离奠定了行政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亦成为当下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陷于困境的根源。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分割导致的困境集中反映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调整公共权力边界与运行方式;培育公民社会自治能力;重建公共行政伦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与行政伦理的进化

学界对转基因作物技术应用带来的安全风险、技术操作以及技术伦理等层面的问题都有较多研究。但目前的文献大多集中在讨论"挺转""反转"的态度上,并由此展开技术、伦理等层面的解析。这会造成"是"或"不是"的二选一博弈局面,不利于未来转基因作物技术应用的发展,亦不利于公共行政的科学决策。因此,我们更应焦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与公共行政伦理的关联性研究,并阐述在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时代下,公共行政该如何面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现实境遇并做出化解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风险问题的决策方案。这应当以行政伦理的进化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以促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安全、规范的发展,并提升公共行政伦理精神,形成二者和谐发展的机制。     

行政责任：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路径

行政自由裁量权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不仅离不开法律控制,而且需要伦理规制。而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的一个永恒的核心课题,它体现了行政权力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和行政伦理的内在意蕴,蕴含着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制度基础、法律指向和价值构成,是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条件,可以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公共组织的伦理困境

现代公共组织是一种科层组织,具有“科层结构”。科层化的公共组织虽然提高了效率,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地面临着伦理困境的问题。公共组织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组织权威造成组织与公众的对立;组织制度和组织结构排斥个人的伦理判断;组织价值与组织价值观优先于个人价值与个人价值观。重新设计公共组织,支持组织成员的道德行为是公共组织走出伦理困境的正确选择。     

网络曝光的伦理学多维分析

网络曝光揭露腐败是网络时代网民行使监督权力的有效方式。从后果论、义务论、契约论、责任论和美德论等伦理学理论视角来分析网络曝光,发现网络曝光一方面表现出积极的伦理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伦理困境与问题。对网络曝光行为进行伦理"协商",达成网络反腐伦理"共识",有利于我们理性对待网络反腐,促进网络反腐的制度完善和实践拓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秩序。     

大数据技术与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

大数据技术嵌入社会科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改变,也并非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引起"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众所周知,大数据不仅包括海量数据,还有类型多样的数据如结构性数据、半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而当今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绝大多数数据是非结构性数据,传统的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是无法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的。因此,大数据技术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思维的革命,也就是从传统的样本思维到全数据思维、从因果思维到相关性思维、从精确性思维到混杂性思维的革命。这种革命反映在公共管理上则是大数据技术推动了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型,即: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公共管理思维、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标准等方面都在重塑公共管理的理论范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数据+"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思维。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又使公共管理从"维稳"式管理变成服务管理,从维持现实秩序、强调管理流程变成强调数据管理,从事后应对性管理变成事前有针对性的预防性管理等。因此,大数据技术从形式到内容都在重塑公共管理的实践范式。不过,这还不是公共管理的定型范式,大数据技术以及未来的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公共管理范式新的革命。     

从规范到德性:当代道德教育哲学的本真回归

在一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道德哲学,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教育。因建基于规范伦理学,道德教育改变了自己的本有特征,致使教育目的与方法论均疏离了人,由此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教育作用和教育权威。只有将人格作为道德价值的载体,才能还道德以动态特征,体现主体的价值追求,如此人必须也必然被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教育的聚焦点必须也必然是人的德性的形成。当代道德教育回归德性伦理,是克服规范伦理之理论困境的需要,更是当代道德教育回归自身本真存在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