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历史考察及现实启示

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念与行动。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是以制度反腐为主线,即不断建立健全反腐败斗争制度体系,使反腐败斗争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回首历史,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经历了初创探索、曲折前进、重建制度、系统构建四个阶段,使制度反腐趋于体系化、完备化。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历史证明,制度反腐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关键之举,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托。为此,新时代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之间的关系,切实提升制度反腐治理能力,开拓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美国联邦政府制度反腐设计中的法律建设

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个严重的腐败时期。如今,它成为政治相对清廉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设计。借鉴美国系统严密的反腐法律建设,对于推进中国反腐败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从预防、惩治和监察的角度构筑制度反腐之笼具有现实意义。     

强化反腐败的制度权威

<正>腐败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过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反腐实践,全党逐步认识到:反腐败,制度是第一位,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维护反腐败制度的权威性,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     

大力推进依法反腐的制度性措施与建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我国的法治建设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机遇期。依法反腐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切实推进法治建设和反腐动真格的情况下,法治与反腐就有可能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在我国的反腐败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符合法治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选择性反腐、司法机关和反腐败机构腐败、反腐败机构授权不足与分权缺乏并存、纪律优先于法律等。要切实推进依法反腐,就必须下力气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制度性的对策和建议主要是:切实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把反腐败机构和司法体制改革到位,以及实现纪律和法律的同步执行等。     

理性理解“制度反腐”

"集中式反腐"与"制度反腐"不是对立的,目前的反腐行动正是依据过去的诸多法律法规进行的,是对法律法规的回归。鉴于腐败的新形式、腐败的新领域、腐败的新主体以及腐败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新的反腐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需要增加、补充、完善,反腐行动的结果应该推动建立一个新的长效的反腐防腐制度。但制度体系是包括刚性制度和软性制度的复杂体系,反腐应该尽快进入立法层面,但制度的形成是需要时间、需要经验、需要内在逻辑的,纠正制度的成本将是很高的。制度是在行动中形成的,应理性理解制度反腐。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利益规制:新时代基层腐败治理的制度逻辑

<正>长期以来,制度反腐论、市场反腐论、文化反腐论没有对基层腐败背后的物质动因进行彻底的聚焦追问和制度设计,而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利益是基层腐败的解释理路,利益规制是基层腐败治理的制度逻辑。运用利益理论分析基层腐败的形成因素和反腐败动力生成,可以深刻认识基层腐败治理     

法治反腐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系化与效能论

法治反腐作为腐败治理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规范意蕴在于以“法”为据、以“治”为功,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从法治反腐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质是从党内腐败治理检视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状况,以此检视是否形成了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化,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内法治反腐,须从体系化与效能论视角,更好地思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问题,即秉持法治的精神高质量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坚持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推动实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化,形成制度整体效应;妥善处理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更好地推动党内腐败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法治反腐的目标取向和路径选择

法治反腐是反腐败主体在预防和惩治腐败各个环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种新的反腐败思维和方法。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反腐必将成为新时期我国反腐败的新常态。确定建设廉洁政治、推进廉洁发展、把腐败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反腐败目标体系是法治反腐的前提。在科学判断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高效的廉政法治实施体系、培育廉洁法治环境、持续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是实现法治反腐目标体系的科学的路径选择。     

制度反腐与政党兴衰

<正>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性举措。从国外一些长期执政政党制度反腐的经验来看,首先是注重制度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是重视制度的执行力,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最后注重加强内外约束机制的构建,使政党时刻处于监督之中。而有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反腐措施,腐败泛滥,积重难返,最终丧失政权。例如,苏共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形成特权和腐败的制度化,最终被人民抛弃;印度国大党实行家族式统治,导致垄断和官僚主义及权力寻租的蔓延,最终失去选票;日本自民党"金权政治"泛滥,失去民众信任,等等。执政党治理腐败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八大战略转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与腐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党吸取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及时调整和创新反腐败的思路和手段,实现了由靠领导意志反腐到靠法制建设反腐、由大搞运动反腐到建立长效机制、由严厉惩处腐败到注重标本兼治、由强调体内反腐到强化体外监督、由着重反腐倡廉到服务经济建设、由权力暗箱运作到政务信息公开、由惩治积极腐败到问责消极腐败、由单打独斗反腐到加强交流合作等八大方面的战略转向,使党将反腐与防腐结合起来,将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推进了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进程,为党将来的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     

改革者要善用反腐败的历史权利——苏联的教训及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反腐败是一切有为政权和负责任政治家的历史权利。然而,苏联改革者的反腐教训表明:不彻底的反腐败将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反腐败策略严重失误加速改革失控,反腐败失信于民毁灭改革公信力。对制度性腐败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改革工程。改革者要善用反腐败的历史权利,加强反腐败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控制,坚持不懈打击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政权自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健全反腐败制度不能养成“路径依赖症”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出一系列反腐败"组合拳",反腐败力度前所未有,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有些人却脱离实际、回避问题,只从理论上强调制度反腐,认为查案只是治标,不能治本,更预防不了腐败;只有制定制度、健全制度才是反腐败的根本。其实这种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反腐败的制度"路径依赖症"。实际上,反腐败必须以零容忍态度,从大案要案入手,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也要健全法制,将法治贯穿于反腐败的始终。     

对完善反腐败制度的思考

<正>腐败是政治毒瘤,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的垮台都和腐败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告诫全党:"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的同时,始终注重反腐败制度建设,在惩治腐败、加强反腐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当前要巩固反腐成果,防止腐败反弹,需要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从《反腐败法》看越南腐败治理的最新发展及特点——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

越南最新版的《反腐败法》在广度、深度、力度和维度上都具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进,其彰显的腐败治理内在逻辑与特点包括：更加注重“治法”,以系统完善的法制建设推动形成反腐震慑力;更加注重“治财”,以全面的财产申报与核查反制官员腐败行径;更加注重“治人”,以职权规范运行实现对公职人员的廉政制约;更加注重“治防”,以信息透明和多维监督相结合推动形成有效防治;更加注重“治责”,以制度构建促成权责自觉与交互制约。     

唐代严而不厉的廉政法制及其当代价值

唐代惩治贪污腐败,注重事前规制、预防制度的严密,同时在事后法律制裁时又避免严刑峻法,体现了"一准乎礼"的立法原则,呈现出严而不厉的总体特征。这一反腐惩贪策略内含了崇官与仁恕的传统政治法律精神,又包含有严以治吏的吏治思想,对于当代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无积极的参考价值,即在注重从腐败细微处抓起、不断细化反腐保廉制度、织密反腐败法制网络的同时,也应走向刑罚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文明化,通过更科学的廉政法律制度建设,实现政治廉洁的长效化。     

习近平与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对比研究

反腐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法治和社会问题,是当代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党成立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反腐问题。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反腐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反腐建设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我党在打击腐败和促进诚信方面的工作主要从三个层面开展:制度反腐、舆论监督、思想反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国际反腐合作机制分析

从1977年的《反海外腐败法》,到2003年国际上第一个普遍性的专门反腐条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合作机制的功能作用推动国际反腐合作发展到全球阶段,使得跨国反腐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五大反腐合作机制为国际反腐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随着跨国腐败范围的蔓延性、手段的多样性、逃匿的隐蔽性,各缔约国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反腐合作机制的困境愈发凸显,也进一步反映了现有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缺陷,要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保持活力和持久力,各缔约国需要更新反腐理念;保持国内稳定,调整国内反腐法律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加强预防、宣传和打击腐败力度;构建缔约国间的"文化信任"和多元性多边合作;明确各缔约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建立起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     

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反腐高压态”及其走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当代中国正在逐步走出腐败高发期,开始进入腐败高发的降减期,准确地说,正处于腐败高发降减期与高压反腐阵痛期相互交织的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取得成效,到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有望"走出腐败高发期",到2020年左右可望度过"高压反腐阵痛期",进入党纪国法制度强制与公民本能反腐良性互动期,到2030年进入反腐红利集中释放期,伴随着这一进程,到建国一百年前后进入"反腐倡廉自觉期"。当然,这样的前景研判,在具体的时间点上不必以哪一年搞一刀切,这里所说的"期"相互之间有交叉,尤其是反腐红利的释放,实际上是一个缓释与集中释放相统一的过程。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有党心民心作力量源泉,随着依法从严反腐的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将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