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视阈下的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美丽中国"这一概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美丽中国"具有丰富的时代蕴意,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式的一种扬弃,也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超越。"美丽中国"的提出,对当前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拓展了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内容,同时也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在"美丽中国"视阈下,需要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理念,完善与创新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方式方法,增强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当代生态价值观的科学建构

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迫使人们反思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建构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新的生态价值观,以此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建构当代生态价值观的一系列途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契合性探析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具有丰富的蕴涵,"和谐、节欲、爱物、崇尚自然"的生态价值观都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契合点,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爱物、尊重自然规律、节制过份物欲等。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契合性,并在此基础上于当今中国实际中加以运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丰富与发展,处理当今中国的"生态危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绿色生态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绿色生态的视角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发展的应然之举。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国家、生态社会、生态公民的三维向度进行系统分析是生态文明的现实诉求。生态国家是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语境,生态社会是核心价值观的实践逻辑,生态公民是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主体。概而言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意蕴的探析,有助于丰富和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实现当代价值的时代转换。     

生态:以批判的维度重铸和谐

文章针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现状,从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抗、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以及传统的价值观等维度透视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以此为突破口重建和谐生态。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价值观的变迁——以贵州省黄平县G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大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女性离开封闭传统的山寨来到城市务工，新的社会环境必然会对她们的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以贵州省黄平县G村为例，关注新的社会环境对少数民族地区外出务工女性价值观的影响，着重对自主意识、婚恋观、生育观三个较为核心的价值观进行实证性的分析。     

全球视域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断,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全球视域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守正创新,对中华传统“和合”思想的汲取深化以及对全球生态危机作出的顺势研判;从理论内涵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涵盖了生态发展观、生态治理观以及生态价值观三重内容。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需要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有所作为。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青岛生态文化建设

生态文化作为生态城市的灵魂，是对传统发展观反思后的理性选择，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生态文化建设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青岛生态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培育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彻底转变人们的生存方式，才能为青岛生态城市建设提供必要前提和基础保障。     

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

生态政府运动起源于工业发展导致的全球发展导致的全球环境的恶化，它将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观念提出了挑战，形成了新的社会自然观、经济发展观和政治价值观。     

环境法的生态价值观

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立法的无奈和困惑 ,人们不得不对人类以往价值理念、人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 ,于是在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的基础上 ,形成了以自然的固有权利为价值观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价值观念 ,并使可持续发展时期的现代环境法具有整体的生态伦理基础和生态价值观 ,从而使现代环境法实现“革命性的价值变迁” ,促使人们更加自主、自觉地承担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实现人类与资源、环境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对民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思考

民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实践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充分发挥价值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到头脑中,融化到内心里,践行到行动中。民族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认识为基础,以加快经济发展为根本,以创新方式途径、加大宣传面为基本途径。     

论环境刑法的思想冲突与让度

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主义刑法理念与环境问题的生态价值观存在冲突;环境刑法需摆脱法治困境,在两种价值观之间搏弈,以秩序价值为冲突缓和的契合点;只有对传统刑法理念进行合理让度,才能在和谐社会下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浅谈生态价值现的系统思想

本文通过用系统的方法描述生态价值观的基本观点及其现在生态价值观的转变，不但使人们对生态价值观有个系统的了解，而且让人们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哲学意蕴及启示

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内涵。尤其是古代各流派思想家在探索认识自然规律,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实现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价值观。重新审视并借鉴古代生态哲学思想,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创建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新型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时代价值。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我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图谱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长期的交往实践中,形成了凝聚民族成员精神血脉的丰富民族文化资源,其基本价值遵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根契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拓宽了载体平台。发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潜在优势,以民族传统节日为载体、以家风传承为抓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化和生活化转换,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生活化路径。     

生态文明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实现动态式的良性生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类从思想层面反思自己。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观是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价值观,其内核是在适应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当下我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推进,我国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实践融合的新发展。     

回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思考

回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高度契合。挖掘回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精髓,坚持教育工作者、回族民众、契合内容、方法策略、目标实现"五位一体"以培育回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旨归。     

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干部选用应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行政生态理论揭示了事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从法律与制度环境对于干部选拔的影响来看,是否从法律和制度出发,是否以法律或制度为依据进行干部选拔任用,是现代人事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活动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从文化环境对于干部选用的影响来看,文化环境是构成行政生态的重要内容,其包括信仰和价值观、精神面貌、文化传统、社会风俗和习惯、心理状态、伦理等内容,它们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产生着重要影响。     

贵州南部水族地区接米魂习俗调查——以都匀地区水族为例

民间普遍认为万物有灵,水族亦然。仅大米而言,水族同胞认为其有灵魂且能通人性,相对其它有灵之物,还认为大米之魂灵最为有亲和力。基于此,水族人在五谷归仓和举行重大民俗活动之后,都要举行接米魂仪式,把撒落在外的米魂儿接回家中,以此来确保来年粮食丰收,由此演化为一种对当地人的认知影响较深的民间习俗。当地的接米魂仪式在神职人员、经咒种类、仪式举行时间、程序等颇具地方民族特色,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里,水族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水族的很多传统习俗也正在接受着时代的洗礼,接米魂习俗的文化功能等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迁。     

“枫桥经验”推广中地方传统文化治理经验整合路径探析——以H省B村为考察对象

"枫桥经验"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然而,学界对非枫桥地区传统文化治理经验缺少深入研究。通过对"枫桥经验"传统文化治理资源的梳理总结,以H省中部B村为考察对象,深刻揭示非枫桥地区传统文化治理经验和路径。研究发现,非枫桥地区在新乡贤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乡俗民约等方面具有潜在治理优势,但也存在缺乏政策机制保障、法治思维规范和先进价值观引领等困境,需要通过机制保障、法治规范和价值引领等路径,重构乡村传统文化治理资源,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