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严打"到现如今所倡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调整背后映衬出了社会背景的变迁、民主法制的进步,以及法治观念的完善和保护人权意识的增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区别对待,宽严结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贪污贿赂犯罪之刑罚结构再思考——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主要有:依法从重从严;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狠抓大要案;打击与预防相结合。虽然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我们的反贪污受贿措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此类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犯罪分子想方设法规避法律,逃避刑法处罚。为此,本文从宽严相济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结构的建议,以期有益于立法、司法、执法实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罚观依据

从古代社会到启蒙思想运动,再到古典犯罪学派、实证犯罪学派、犯罪社会学,人类社会关于刑罚目的与功能的刑罚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刑罚的认识却存在不小的偏差,往往将刑罚作为专政的一种工具,将刑罚视为政治问题,过于强调通过刑罚手段来严厉打击“敌人”或者严重犯罪分子,而不是将刑罚视为一种科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在对传统刑罚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肯现代刑罚观的必然结果。     

商标犯罪刑事政策的法理分析——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本文参考目前的商标犯罪形势,借鉴法社会学研究范式,分别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概含,目前商标犯罪的形势以及刑法中的商标犯罪规定为线索,旨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提出商标犯罪刑事政策及我国商标犯罪的立法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监狱刑罚执行

监狱刑罚执行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谦抑思想使然，是人道主义的要求，是监狱刑罚执行理念、方式改革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中的实现涉及到分类管理、分级处遇、奖惩规定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推行开放式处遇、扩大假释的适用、细化奖惩规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监狱刑罚执行刍议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其深刻的内涵，并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过程。监狱行刑是刑事司法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准确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融入监狱刑罚执行的各个环节，使监狱行刑更加文明、公正，更好地实现监狱工作宗旨。     

刑罚进化论——从刑事政策角度的批判

刑罚进化论对刑罚制度的线性发展持乐观态度 ,认为越是到现代 ,刑罚越人道和轻缓 ,这种观念影响较大 ,但是很值得质疑。作者通过对近现代刑罚改革思潮进行分析后指出 :所谓的刑罚进化论是不能成立的 ;刑罚的正当性与进化论无关 ,而只与刑事政策的运用 ,以及规范有效性的维持、规范的稳定有联系。坚持刑罚进化论命题 ,在刑事法领域会产生负面效果。一方面 ,刑罚进化论强制人们忍受残酷、多余的刑罚制度 ;另一方面 ,它也会导致阻碍刑罚改革的惰性思维的产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走私犯罪侦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当前刑事司法的基本指导政策,旨在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出发,运用刑事法律体系,并考虑社会综合效果,达到刑罚适用的总体衡平。在走私犯罪侦查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在立案时进行合理分流,以非犯罪化处理临界案件;侦查时延伸至犯罪前后相关情节,作为量刑的重要证据,并注重保障嫌疑人的权利;终结时着重考虑有利于嫌疑人的情节,确认自首与立功,衔接检察机关公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立法的完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在我国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其作为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也有较长的形成过程,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刑事犯罪当严则严,该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据此,我国首先应完善刑种立法,其次应完善刑罚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农民工犯罪中的运用

在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作为城市中特殊群体的农民工的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本文拟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农民工犯罪中的运用为视角,研究农民工的犯罪现状、完善相关制度、确立具体可行的措施,以期对农民工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理。     

多次犯中的行政处罚与刑罚交叉适用问题研究

行为人多次实施同种违法行为从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情形谓之多次犯,多次犯入罪的理论依据在于多次反复违法导致行为整体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刑罚介入的界点,是行为体现出的客观危害和主观危险两方面共同积累的结果,其中主观危险性因素处于主导地位。基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性质关联,二者在交叉适用时应当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是,该原则发挥作用的场域并不及于主观人身危险性的认定,因此,将多次犯中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次数累计在"多次"之中并不违背该原则,但对于体现客观危害要素的犯罪数额,如果已经受到行政处罚的应当在犯罪数额认定时予以扣除。     

刑法中的自我答责

以“自我决定”为根据的“自我答责”是刑事归责的基本原理。行为人违反“自我决定”这个一般的实践原则而设定了任意、行为、结果的统一性时,行为人就应该自己对所发生的损害后果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但是,只要被害人的任意支配着损害结果的发生,损害结果的发生仍然处在被害人的行为所能控制的领域之内,就存在着被害人对不发生损害结果的优先负责性,就要由被害人自己对所发生的损害结果予以答责。     

浅析犯罪中的情感因素——以刑法学与犯罪学为视角

犯罪可以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而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研究是这些不同侧面的重中之重,犯罪——犯罪原因——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的研究轨迹,而犯罪——刑罚则大体体现了刑法学中的犯罪关系。但在这些研究中,人的主体地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之为人,在于其情感因素的作用,因此,虽研究视角不同,但主体性因素决定了要对人的情感因素进行探析,其中,既有个体情感因素,也有社会情感因素。恰当评价情感因素的作用,在犯罪原因的探求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而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亦是达至罪责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     

侵占罪若干问题探究

侵占罪在我国刑法中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但理论和实务界对侵占罪的若干问题认识不统一,造成了司法的混乱。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和客观方面＂拒不退还＂、＂拒不交出＂都需重新界定。     

网络游戏虚拟物相关的刑罚问题

网络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多种虚拟物交易模式和各类虚拟物交易市场成为现实。虚拟物交易中存在的问题,迫使我们在多种法律层面乃至法律之外的技术层面寻求对策。与虚拟物相关的侵害行为如何界定和分类,是否需要将刑法的调整范围延伸到虚拟物交易领域,如何进行虚拟物交易领域的刑法调整,法律规范与技术措施如何衔接和协调,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網絡犯罪的刑罰思考

隨著我國進入網絡社會,網絡犯罪隨之而蔓延,刑法如何應對網絡犯罪,就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值得刑法學者重視。本期聚焦特別邀請陳興良、王華偉、李世陽三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論述。陳興良教授《網絡犯罪的刑法應對》一文,從宏觀角度梳理了網絡犯罪的類型演變和立法嫗變,並對網絡犯罪進行了教義重塑「總體而言,我國對於網絡犯罪的刑事立法是及時有效的,但隨著網絡犯罪不斷異化和蛻變,加強對網絡犯罪的刑法教義學研究,為司法機關懲治網絡犯罪提供理論根據就變得極為必要。     

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世界各国的刑法大都规定了未遂犯,未遂犯为何遭受处罚即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中外刑法学者期望解开的谜团.为解开这个谜团,大陆法系出现了主观的未遂论、客观的未遂论和折中的未遂论的理论对立.主观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实现犯罪的行为者的意思或性格的危险性的外部表现.客观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惹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客观危险性.折中的未遂论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认为折中的未遂论应是我国刑法中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应对中国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选择——走出刑法应对风险的误区

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不仅具有风险社会所具有的一般风险,而且还有贫富悬殊、社会分化严重、国家机关信用下降等独特的重大风险。就如何应对风险,理论上不仅存在全面冒进、固步自封、折衷模糊等几种错误倾向,而且还有强调一般风险,忽视中国特有风险;突出科技发展导致的风险,漠视制度缺陷或真空引发的风险的倾向。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法权总量最大化的目标、世界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表明,宽严相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才是应对中国社会风险的恰当选择。     

刑法学者如何为削减死刑作贡献

刑法学者就削减死刑达成共识后 ,应当以削减死刑的理念指导刑法解释 ,抓住所有机会与空间 ,尽一切可能得出削减死刑的解释结论 ;应当向老百姓宣传死刑的弊害 ,使老百姓不继续处于死刑的迷信与狂热之中 ;应当向决策者证实死刑的弊害 ,并提出相应替代措施 ,使决策者不继续相信死刑是维护治安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