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调解到“消失中的审判”

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MarcGalanter教授从1980年代到2002年的三篇实证研究,通过大量数据和经验性资料对这一时期美国民事审判的动态发展做出了一种全景式的描述,其研究和分析表明,在案件管理的背景下,和解和调解越来越受到法官的认同,并带来了司法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司法逐步融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中,以致审判结案率和诉讼率整体持续下降,诉讼在当代法治和法律发展中的作用开始降低。由此,有关诉讼爆炸的神话、传统的对抗性诉讼程序及其价值受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司法改革及功能转变的契机。当前,这种发展本身并未终结,也不意味着审判的消失将成为一种普适性规律,但这一历程以及格兰特教授的研究方法,无疑能对我国法律界有关司法、诉讼和调解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启示。     

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的实证研究(上)

如果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那么诉讼调解制度的生命则更是一种纯粹的经验了。如何在经验中寻找出规律化的因素,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节约社会成本的消耗,是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近年来,诉讼调解越来越受到各级法院的重视,民诉法理论界也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变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索,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于诉讼调解实践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却是一直以来被理论界忽视的课题。     

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的实证研究(下)

三、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的实证经验分析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指出:“科学要想成为客观的,其出发点就不应该是非科学地形成的概念,而应该是感觉。科学在最初所下的一些定义,应当直接取材于感性资料。”实证分析更加关注的是“实然”问题而不是“应然”问题,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不是获取规范和理想,而是现实中规范和理想是如何运作的实际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分析就是经验研究,而非     

探索化解医患纠纷新模式——关于医患纠纷调解“济宁模式”的调查报告

山东省济宁市积极探索化解医患纠纷第三方机制,成功走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新路子。2008年12月,卫生部调研组在济宁调研时,称济宁化解医患纠纷的方式为“全国首创”,被誉为医患纠纷化解“济宁模式”。2009年10月23日由卫生部、司法部等在济宁市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医疗纠纷调处第三方援助协作论坛”上,把济宁市医患纠纷调解的做法和经验向全国介绍推广。在2009年11月27日,中央综治办、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监会五部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济宁市政府作为唯一的市地,向大会介绍了济宁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经验。     

知识产权与区域经济——从“温州模式”到“新温州模式”

立足于知识经济背景下,分别介绍了“温州模式”、 “新温州模式”以及“区域经济”等基本概念.通过详析“温州模式”的缺陷以及知识产权在推动“温州模式”向“新温州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进一步明确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大意义以及国家适时出台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细则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知识产权在建立“新温州模式”方面的良好示范效应,为当前全国其他各个区域经济寻求发展,有效解决企业面临的各项问题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知识产权的“普法”与“执法”——从“世界知识产权日”谈起

在经济和科技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是发展经济的战略性资源,已不仅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单位和个人的权利,而且成为国家及产业争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具体体现。 从2001年起,每年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中国从今年起,在每年4月 19日至26日,在全国范围开展以“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为主题的“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今年4月26日是第四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是“鼓励创造”。 以下两组数据耐人寻味:全世界2003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专利申请达11.3万件,连续第三年突破11万件大关。其中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投资者和产业连续13年位居     

知识产权侵权诉前禁令的审查标准探析——兼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七、八条

诉前禁令在制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法律规范的欠缺也会导致极大的风险.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在诉前禁令审查标准上首次有了明确的提法.针对这一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域外诉前禁令审查标准的分析与对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诉前禁令标准审查的“中国四要素法”,使之更具有操作性.     

“东方经验”的新节奏——法院重新重视调解的原因和意义分析

调解在十多年来经历着“重视-冷落——重新重视”的发展过程。其中,法院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从法院的角度出发,对“法院重新重视调解”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对改进法院调解制度颇有裨益。     

社会调解工作的新探索——基于西门街道“和好屋”调解组织的实证研究

和好屋调解组织在当前基层矛盾化解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其调解工作的成功同一支出色的老娘舅队伍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密切相关。这种新型纠纷调解模式,既是基层矛盾纠纷处理中司法和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举,也保证了当事人纠纷自决意识的充分实现。     

TRIPS协定与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

TRIPS协定为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了统一可执行的最低标准,打破了知识产权所固有的地域性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但是,由于TRIPS协定规定的统一标准过于维护权利人利益,部分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范围,给国际贸易造成了新的障碍和壁垒。新的知识产权壁垒的产生,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因此,TRIPS协定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金融纠纷诉讼调解机制运行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分析——以上海为研究对象

上海市金融纠纷诉讼调解实践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公权力机关大力强调调解方式的全面贯彻与运用,对其解纷效果抱以很高期待;另一方面,诉讼调解的现实功用较为有限.本文主要对影响当事人选用诉讼调解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进而破解上述困境.就金融纠纷诉讼调解制度而言,法官对诉讼调解方式的控制力、初创企业对诉讼调解方式的偏好是促进诉讼调解方式发展的因素;解纷市场主体总体上对诉讼调解方式的不偏好是诉讼调解方式难以得到广泛运用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因此,解决上述困境的路径是限制法官对诉讼调解方式的控制力,发掘解纷市场主体对解纷方式的需求,根据解纷市场主体对解纷方式的真实需求发展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国际贸易纠纷中的技术性因素：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案件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仲裁案件的案例研究,多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磨擦中技术性因素的作用特征及作用机制,指出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技术性因素已占一半,仅靠司法调节可能赢了官司丢了市场.高度重视技术标准的作用,建立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不仅可以相对减少国际贸易纠纷,还有利于保护和扩大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实现国际贸易中的双赢.     

域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研究

如何有效化解日益增长的医疗纠纷,维系医患关系的良性运转,是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度重视行业性、专业性组织的作用,以完善的法律与制度保障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的顺利运行,通过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确保第三方调处效果的最终实现是上述国家的一致做法.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案件处理方式,近年来出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之中,并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元化探索。数据表明,在刑事和解的内容、适用的案件范围、主持者和参与者、和解成功案件的处理方式、需要的工作量和时间、影响成功与否的因素、相关配套制度和效果等方面,有些理论预设是成立的,有些则是不完全成立甚至是根本不成立的。历时两年多的实证研究,不仅检验了刑事和解的各项功能及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数据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宏观上揭示了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从而为解决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探索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可行性模式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和前提。     

法律交融中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公法与私法交融过程中生成的行政诉讼特殊类型。在我国法制语境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并做出裁决,以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易权益的具有专项性、涉外性与国际性的诉讼活动与制度。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特定的制度结构、主体结构与利益结构。考察其影响,它具有国际法定义务履行功能、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国际贸易权益救济等复合功能。     

强制调解模式研究

通过搭建“强制调解的主导者”和“强制调解的适用阶段”两个维度所形成的框架,可以对强制调解进行类型化分析并提炼出四种模式。一国或地区选择何种强制调解模式,要受到程序正义理念、传统法律程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我国实际,未来有必要引入司法性诉前强制调解模式,实现从程序保障提高、调解人适格和制裁措施到位三方面确保诉前强制调解优势的发挥,同时有必要对我国原有的司法性诉中强制调解模式进行改造,实现调解者与审判者身份的分离和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时空的分离,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法官动态裁量调解启动的权力以及启动调解时应当考虑的基准。     

律师参与调解群体性纠纷的思考

群体性纠纷具有当事人多、涉及面广、矛盾复杂激烈的特点,处置不妥当,容易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纠纷的调处与化解,为人民调解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律师①作为熟悉法律的社会中介群体,参与群体性纠纷的调处具有特殊的优势,可以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本文对     

文化财产争议国际仲裁的法律问题研究

现有的文化财产国际争议解决机制并非总是令人满意。以有关国际公约为基础,建立专门的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仲裁庭,应是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的另一有益尝试。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仲裁庭可以充分发挥仲裁解决国际争议的优势,并在借鉴已有的国际争议仲裁机构成功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自身的程序规则为文化财产国际争议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率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近年来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调解结案率都呈现曲折增长而非持续增长态势。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抑或婚姻家庭类案件、合同类案件还是权属侵权类案件,调解结案率一般都未超过60%。而且总体上看,一审调解结案率高于二审和再审,再审调解结案率高于二审,婚姻家庭类案件调解结案率高于合同类案件,合同类案件高于权属侵权类案件。当下中国法院调解结案率呈现如此面相,既是调解政策驱动、各法院领导重视程度不同所致,也有个案差异、案件性质不同等原因。这种"运动性"调解的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越发凸显,未来中国应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理性对待和设计法院调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