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主体意识:现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基础

现代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统治模式或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而言,其最核心的特质乃是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政府和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均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但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未必是合格的治理主体。有资格的主体要成长为合格的主体,其关键前提是该主体已经确立治理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现代责任意识、现代理性意识、现代操作意识。现代操作意识是现代理性意识的基础,现代理性意识是现代责任意识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让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生成主体意识,治理主体意识并非自动生成,其最终确立需要坚持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共同推进的策略。     

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共治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区域协调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跨区域公共问题亟须有效治理。协同治理理论为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推进合作共治的治理路径指出了可行方向。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协同治理阻滞因素主要源自治理环境层面的资源短缺和配套制度滞后、治理方式层面的治理流程不畅、治理结构层面的结构失衡和分散化治理。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共治水平,需要从基础环境层、技术保障层和治理主体层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尽快跳脱协同治理标准、协同治理功能和协同治理行动的发展困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新常态下国家权力适度弱化、政府执政理念善治转变和国家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必然逻辑。新常态下,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动员社会资源,促成社会合作;可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多样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牵线搭桥,助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然而,囿于机制与体制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社会组织与合作机制等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阻滞性障碍,突出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缺失;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机制不畅等。而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与合作机制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矫正：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当前向基层治理赋能和赋权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具体路向。以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等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然而因社会资本发育和存量不足而引致的治理主体间信任不足、社会参与网络尚未形成、社会规范尚不健全等问题已成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关键因素,为此,需从理念层面、结构层面、制度层面、工具层面增量社会资本,矫正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失灵。     

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合作机制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概念。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治理路径,诠释了这种新型关系下多元治理的发展方向。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1]。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它为社会参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法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

传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政府管理区域公共事务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政府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分离出去,还权于社会,而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应当是承担这些职能的社会组织。因此,引入以"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治理就成为了必然。在法国,治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相互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它践行"竞争-合作主义",不是一般民主机制中包含的以政府主导、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吸纳,而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存在的磋商与对话模式。从法国的实践经验看,治理要得以真正建立,必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三个层面上形成合作,实行多层面的协调互动。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新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提供者,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力量的构成要素,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赖于新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新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现实困局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从现实行动逻辑来看,唯有在宏观国家治理层面做好党委领导、政府引导、法律范导的顶层设计,在中观社会协同层面推进新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的资源对接,在微观组织自治层面重点加强新社会组织自身治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公信力与专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正确理顺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探析

社会治理实践的伦理追问是指导社会治理的前提。社会治理他者所指为社会和社会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据此有两个面向:一是需要考虑他者的需求,从伦理角度考虑治理行为的正当性,省思复杂社会治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蕴;二是确证社会治理中多元社会主体的他者地位,承认他者的存在,与他者合作共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为他者负责。社会治理他者伦理的基础在于社会诚信,实现目标是社会公正,具体涉及社会治理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商谈伦理、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发展伦理。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在理论层面提供一种学科交叉的视角,实践层面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支撑。     

中华优秀礼仪文化之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意蕴北大核心SSCI

中华优秀礼仪文化是中国社会世代相袭的重要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代际传承的宝贵文化资源,是中华儿女精神建构的丰厚文化滋养,集整合社会秩序、明确伦理界限和规范个体行为的作用于一体。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深刻阐释中华优秀礼仪文化的精神内涵、价值理念,把中华优秀礼仪文化的核心要义融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中,发挥其在社会、政府和个体三个维度的重要价值意蕴。社会层面,厚植良好的文化土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稳固的文化基础;政府层面,提高基层的治理实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风清气正的现实环境;个体层面,提升民众的综合素养,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培养德行合一的实践主体。     

我国现代社会治理泛主体化问题的政治哲学分析

现代社会治理的发生与现代性主体的崛起密切相关。在我们当前的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泛主体化倾向,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已经产生了消极影响。基于社会核心价值导向展开对现代社会治理泛主体化问题的批判,要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念入手,对原子化主体及其权利至上的程序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展开深入反思,致力于塑造善治新状态。现代社会治理的泛主体化超越需要从政府本位主义的他在性超越、非政府组织主体崛起的公共性超越、公民主体权利扩张的伦理性超越三个实践向度展开。     

行政人·经济人·复杂人:公共部门行为逻辑与治理模式的一种谱系——兼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化历程

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公共部门的行为逻辑更加缜密。公共部门人员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他们的行为逻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在的本性。如何有效地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需要政府深入地分析他们的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下面主要是梳理了三种主要的人性预设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三大主流的政府治理实践模式,并据此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治理模式的演化进程,最后提出了一些需要讨论和说明的地方。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公众参与制度化: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点

<正>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要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等。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系统化全方位的创新。为此,多元主体、民主协商、合作共治、法治保障是完善科学的社会治理工作格局的新特征。在社会治理新语境背景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目标发展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     

社会管理社区化：实践困境与完善思路

在观念多元、结构复杂、利益分化、流动频繁、风险骤增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社区化是提升现代社会管理合法性和实效性的微观基础。我国当前的社区化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如社区主体地位不彰、居民协商不善、社区与政府关系非法制化等问题,阻碍社区在社会管理中治理优势的发挥。通过确立社区主体地位、构建合理协商程序、法制化政府与社区关系,完善社区与政府矛盾调处机制等措施,推进政府和社区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合作治理。     

水污染治理要打好“国际合作牌”

水污染问题不仅影响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影响到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破解水污染治理难题,需要通过建立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模式和水污染法律治理体系,从政府、管理、法治三个层面,共同为水污染的治理贡献力量。     

现代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法治化融合互动机制研究

社会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主体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其中政府组织的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与核心,实施法治化的目的是与其他主体进行有效对接与合作。社会治理现代转型与政府治理法治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融合与互动关系,前者可为政府治理法治化创建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而后者则可强力助力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所以应促进二者之间融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