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进会员的足迹

我加入民进组织似乎非常偶然。那时我在武汉二十一中任教,学校有一位资深的音乐教师叫杨云起,每年都要邀请我写两三首校园诗,由他谱曲,再组织学校合唱团排练,参加市琴台音乐会角逐。因屡屡得奖,我们乐此不疲,配合默契。1982年的一天,杨老师兴致勃勃地归来,向我报喜。原来我们合作的歌曲《流星颂》(为张海迪而作)在琴台音乐会中获创作一等奖。他把奖证给我,并慎重     

杨先生从国外回来

正去年夏秋之交,从海外回国定居的杨老先生邀请我到他上海的家中做客。杨老先生已80高龄,但精神矍烁,走起路来大步有力。杨老先生出生在大陆,年轻时去了台湾,曾广游欧美,退休后又在西班牙旅居10年。所以在杨老先生身上,既有中国传统的一面,也有西方的生活习惯。在杨先生家生活的十多天里,我见证了他不少"堂吉诃德"似的举动。我虽然是他请来的客人,但他对我的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访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费德林

索非亚专电 今年七月,费德林先生的新著《我所认识的中苏领导人》首先以中文在北京出版.这本书的译者周爱琦女士托人带来两本新书,请记者转交费德林院士.于是,在金秋的一个下午,我们带着书访问了费德林老先生.83岁高龄的费德林同他的内人莉莉(费德林特别喜欢用文诌诌的汉语如此亲昵地称呼他的这位保加利亚妻子)住在索非亚西部“柳林”住宅区最边上的一所普通居民楼里.他们的寓所有一百多平方米,屋里的摆设完全是中国式的:客厅里的一面放置着     

一幅漫画的联想

在整理书卷中,偶得方成同志的力作——《武大郎开店》。画面是:掌柜的在苦心经营;几个店伙忙个不停;一位贤者在门口请求就职。门上的对联是:“人不在高,有权则灵;店虽不大,唯我独尊。”横批是:“武大郎开店”。下面有一行小字:“我们掌柜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要。” 我赞赏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新颖奇     

张慕飞回忆与蒋纬国半个世纪交往

开启记忆之门 亲不亲,故乡人.2000年夏天,旅居西班牙的华侨张慕飞先生回到了他的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张先生既当过军人,也是个文人,当他从《李宗仁在老河口》、《老河口民间故事集》、《鄂西北枭雄陈别三》、《汉水连天河》这些介绍家乡历史、文化、风情的书籍中得知是我编撰的,便点名要见我一面.结果我们一见如故,虽然他已年逾古稀,而我仅过不惑之年,但我们俩人却谈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老先生谈吐幽默风趣,知识渊博,记忆力相当好.     

邓聿文《幸福的权利》：回到改革的基本问题上来

邓聿文是我的同事．同为《学习时报》的编辑，但他更广为人知的一面．是频频出现于境内外报章上的评论家身份。《幸福的权利》（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一书就是从他“近年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取和政府权力以及公民个人权利有关的数十篇文章编辑而成”．     

籍贯上海的蒙古语学者

“赛音白努,答萨一其!”(你好吗,请坐!)我一进门,陈老师亲切地拉住我的手,用流利的蒙古话招呼我坐下。这是我工作二十年来第一回到母校内蒙古大学拜访昔日的老师。年已半百的陈乃雄副教授是上海人,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已整整二十五年了。他一直从事蒙古语文的教学和研究,先后编著出版了《蒙文入门》、《蒙文同形词》等著作,并花费几十年功夫参与《蒙汉辞典》的编纂和审订。近年来,他又在蒙古语族的比较研究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他的《五屯语初探》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很大的兴趣。日本国立亚洲语言文化研究所的     

关于回忆录的可靠性

偶然读到为茅盾诞辰一百周年而出版的《茅盾和我》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在这里面看到了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记载。 臧克家的《往事忆来多》一文中说: 我曾向茅盾先生提出两件文学史上的疑案,请他回答。那是在他乔迁到交道口南三条新居之后了。 第一件事是:关于1935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到达陕北,鲁迅打电报祝贺,多年来报刊上说法不一。有的说您也落了名字;有的说只有鲁迅一人。到底真相如何? 他没假思索就回答说:“是这样的:关于打电报的事,鲁迅曾经对我提及过;但发电时,他并没有告诉     

取书名的学问

一天,遇到一位青年朋友,闲谈了几句,他忽然说:“那本《社交书信大全》我已经看到了。” 我没有听明白,问:“什么书信大全?” “《社交书信大全》。怎么?你不知道?那里面还编进了你的几封信呢。” 他告诉我,他的同事有这书,他无意中在书里翻到了我的信,还以为我早知道了哩。我确实从来不知     

我的恩师梁洁影

我与梁老师相识并能成为他的学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事. 那时我家住在现在的鸡西市恒山区的乡下,念中学就要到密山去住宿.因为家里花不起每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只念了半年就辍学了.后来找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我进了鸡西矿务局办的师范班,当时梁洁影正在那里教书,便成为了我的恩师. 当时正处于建国初期,人才缺乏,矿务局办学没有老师,就从当时在矿上改造的人员中抽调.听说梁洁影原是被俘的国民党六十军军报编辑.他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郭沫若下几期的毕业生,很有学问.他教我们语文课,讲过《老残游记》中的“黄河打冰”;讲过《古文观止》中的《卖柑者言》.     

回忆师伯叶至善

2006年3月4日,敬爱的叶至善伯伯去世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翻看他生前和我的合影及他赠给我的书籍。我与他交往二十八年,往事如画,一幅幅展现在我的眼前。大约1977年秋,我受叶圣陶公公的邀请,跟随我的老师叶至诚到北京玩,住在叶宅的客房里。中午,大门一响,一个高大的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进门。老师喊了一声:“阿哥转来了!”我才知道他是师伯叶至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头,给我寄过《李自成》;叶老寄给我的黑白照片,也是他与儿子三午一起冲洗放印的。进门他对我点点头,我朝他笑了一笑。饭桌上的交流涉及面很广,叶三午尤其健谈。叶老、至善伯、至诚…     

史铁生与三本书

在陕北插队时，不认识史铁生，我们不在一个县。我回北京几年后，读了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想起我那细细春雨中的朦胧山庄，与他那种细腻深沉的插队感觉产生共鸣。就此知道我们陕北知青里，出了一位好作家。后来相识，渐渐相知，是因为几本书。     

武汉依靠个体协会教育个体户

去年九月下旬,日本新闻代表团一行十多人来到武汉,对汉正街繁荣的小商品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朝日新闻》记者梅本洋一走到个体户左锋摊前,指着他摊位上悬挂着的一面小红旗问市场负责人:“这是什么意思?”负责人告诉他,个体户在经营中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令,给他挂上这面红旗,是政府对他的表扬。梅本竖起大拇指说:“用这个办法教育个体户,太妙了。”回国后,他撰文赞道:“把个体商人组织     

笑看“三季人”

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在《百家讲坛》讲《易经》时,说他在孔子的故里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人来孔子家里拜访,孔子的徒弟拦住了他,问他有什么事。那人说:"我想问问先生,一年到底有几季?"孔子的徒弟很不以为然地说:"当然是四季了!这     

五环旗的召唤

1870年,顾拜旦7岁的时候,普法战争爆发了。沦为战败国的法国的境况,在被收入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最后一课》中有真实的写照。这篇小说的作者——都德,是顾拜旦父亲的好友,他把收录《最后一课》的小说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顾拜旦。读到韩麦尔老师上完最后一堂法文课,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法兰西万岁时,顾拜旦泪流满面,在这位法国男孩的心中,追求人类和平的信念     

风吹年华的梦

出差归来见到天津寄来讣告,惊闻李霁野前辈仙逝不胜悲痛。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他爱护青年、奖掖后学,诲人不倦、语重心长。我就是他教诲的千千万万青年中的一个。老人家的逝世,是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翻译界的巨大损失。他老人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家居塞北山城承德的我赶不及再见老人家最后一面,只有把《风吹年华的梦》这篇没来得及呈给老人家看的散文在《民主》上发表,寄托一位后生永远的追思。     

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女学生的回忆

一九八五年春夏之交,忽然收到两本第九期《瞭望》周刊。扉页上有两行字:“谢怀丹同学留念·李锦蓉。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北京。”翻开杂志一看,《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寻踪小记》十分醒目,上面还配有一幅照片。我连忙找来老花镜,一字字、一行行地读下     

关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现状的一些断想

(1)1988年六、七月间,一些报纸竞相转载一条消息:由于超生,目前我国已有“黑孩”一百多万。一百多万,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人口,就是几十个军的兵力,确实让人吃惊。其实,一百多万的估计也未必准确,至少是保守的。1987年《瞭望》周刊记者在一篇关于我国计划生育现状的追踪报道中反映了下面的一些情况:     

大家共同的事业——从李健吾的字迹难辨认想到的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和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有过一些文字交往。从他们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个性和文学修养。有些学者字迹工整;有些学者书法秀美;有些学者字迹潦草像天书。其中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戏剧家李健吾教授的书法,就属于第三类。他自己也承认字迹潦草不好辨认,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书法极富于个性:潇洒、活泼,洋溢着他的才气。李健吾是我大学时代的恩师,生前他和我通过24封信,我曾将他给我的24封信整理注释以后,先后发表在北京《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和浙江省文史馆编《古今谈》2004年第4期、2005年第1期上。我在整…     

一件小事

嘉兴一位读者写信给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表达他终于在上海新华书店补齐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喜悦。他说:一套《人间喜剧》,“从1984年起陆续出书,直至1991年共出24卷,且印数各卷不一,多则逾万,少则数千;而我在此期间未能买到其中的第18和23两本,一直深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