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据提供规则及其完善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既是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也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辨别争议事实真伪的工具。行政诉讼证据提供规则要有期限要求、形式要求、证据交换制度、证据补充与证据交接等。因此,必须要以保障相对人权益、限制行政权为基础,体现审判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加强证据提供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断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

证据的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重要的一环,现阶段的证据衔接存在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基础性的问题多视角地加以审视。完善证据衔接制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需要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     

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问题

行政执法程序与侦查程序属于法定的不同办案程序，但都以连接两个程序之间的媒介为证据。如何使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和谐衔接，是推进案件顺利办理的关键环节。根据办案过程中证据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应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明确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获取证据材料的诉讼地位，完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立法规定，细化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立法。     

手机短信应作为独立证据种类予以确认

手机短信已成为人们日常信息沟通的重要方式，手机短信的证据问题也随之进入证据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司法实践中，现有的证据种类无法容纳手机短信独有的特性，因而应将其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即电子证据予以确认。这是法学理论的内在需求，也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更是社会发展及立法的大势所趋。     

论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

"诉讼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这一主流的证据定义并不正确.在诉讼中,证据是中性的,并不就是事实.既有与案件事实有着客观联系,因而蕴含有案件事实的真实的证据,也有不符合事实、与案件没有联系的虚假的证据.因此,任何证据都必须经过审查判断,查明证据中确有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事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人证与物证"则是证据的存在形式.因此,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并不是证据,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     

刑讯逼供取证将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5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鏖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中央确定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及完善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重点将这些规则适用于言词证据的排除,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是实现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结合实践,浅析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的相关问题,并从完善相关法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加强引导侦查工作、完善相关考核指标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论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庭审程序

非法证据庭审程序和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新刑诉法的一大亮点。在我国刑事庭审程序中,公诉机关与排除申请人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实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领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中,"合理"如何确定、多元利益如何衡量与分配是该制度亟待进一步深化解决的问题,否则,证据排除庭审程序只能形同虚设。或许,今后在立法中确认一种独立的听证程序能更好的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即在法院审判中设立一个独立的证据听证程序,配套以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明确的证明标准可以减轻庭审的负担,节约诉讼资源,更好的保障人权。     

新刑诉法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规范衔接与适用——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该条规定相对原则简单,有必要结合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文作出进一步诠释与解读:在主体上应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收集的证据与行政机关等同,纪检机关收集证据需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证据需提供合法性说明;对"等证据材料"的范围界定应包括当事人无异议及符合法定条件的言词证据,但最高检规则囊括鉴定意见的做法值得商榷。在具体程序方面,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非法取得的行政证据也应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予以排除。     

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及构想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 ,采用了抗辩式庭审模式 ,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因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要了解其必要性、主体、范围、程序、效力及责任等问题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改革与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缺乏系统、详细的认证规则,既影响了民事审判的质量,也容易滋生司法腐败。作为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补充,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第五章是审判系统内部建立有关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积极尝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审判工作的需要。但该章的规定仍有部分不妥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平等武装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重要权利之一,新修订的《律师法》正式确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和权利,提前了律师调查取证的介入时间,充分体现了追求正义的诉讼价值理念。     

论我国遏制刑讯逼供之制度构想--以侦查制度变革完善为视角

刑讯逼供案件有其发生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在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刑事侦查制度设计的缺陷。我国应借鉴国外防止刑讯逼供的理念和制度,对现行侦查制度进行必要的变革,设立有限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及侦查和羁押相分离等制度,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法律思考

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建设整体仍然滞后,要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就必须完善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统一侵权物品的价值计算标准,整合执法衔接的法律依据,明确案件的移送标准,统一证据转化标准及案件移送的时间结点和所需要的具体材料、手续。     

试论公务员权利救济之完善

公务员是具有特殊双重身份的行政人,行政责任的承担需要有相应的权利救济。我国立法对公务员权利救济的制度规定还不够完善,申诉控告程序规定笼统,操作性不强,司法救济的法律依据还没有确立。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

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是法院主动启动、书面秘密审理的内部程序,未将被告人辩护权法定化。辩护律师在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时,没有法律依据,从而导致律师辩护权在行使和保障机制上的障碍。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应当明确和加强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组织听证权、发表辩护意见权等一些基础性权利。     

修改完善《监狱法》的法理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为监狱的行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在我国法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监狱法》中的一些规定已明显与司法实践的要求不相适应,甚至严重滞后。因此,修改完善《监狱法》已势在必行。     

试论新时期邓小平的历史教育思想

新时期邓小平的历史教育思想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邓小平教育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创新。文章认为,历史教育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可以帮助青年认清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帮助人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能够培养人民的理性思维和创新意识;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能够为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佐证,坚定人民对中国美好前途的信心。     

论抗战时期桂林人口伤亡

日军的侵略给桂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整个抗战时期,有确凿数据或事实作为依据的官兵阵亡人数 为6729人。根据战争损失专家提出的比例(即负伤与死亡的比例约为2:1)计算,则抗战中桂林籍伤亡的官兵和在 桂林伤亡的其他省籍官兵的人数约为20000人左右。而民众死亡的数量根据人口的发展情况判断应在《广西年鉴》 所记载的数字的基础上再加上1万人,即约为3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