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分析

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样性、独特性、丰富性、价值性四个方面特点.近年来,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做了依法保护、传承保护、项目保护等工作.湖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不尽人意.文章在文化强省背景下,研究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将为湖南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问题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同时也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价值,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了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也于2004年正式加入该公约,还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从知识产权角度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最后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沿革 (一)概念界定 科学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起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在特定的社区世代相传的、作为该社区的文化和社会特性的组成部分的智力活动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文化遗产是人们所承袭的前人创造的文化或文化的产物.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文化遗产的完整范畴.     

从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民族体育既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体育旅游的重要资源。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迫在眉睫。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几条建议,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传承,最后也可为文化遗产中其他项目的保护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采用商标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将其纳入知识产权领域的主要模式选择,它具有诸多优势: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经济效益的实现;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问题;商标法中的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制度可以有效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的问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人文因素商标化,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及利用融为一体,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承。实践中已经存在将其纳入商标法保护的做法。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化在法律适用方面是完全可行的,其中存在商标法适用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在商标法中增设专门条款的方式加以克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初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可以通过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予以适当变革实现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本文试从理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性出发,探索对其开展著作权保护的可行性,进而提出对其进行著作权保护的相关构想。     

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研究——以天津时调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文化创新的源泉。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为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保护时应确立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指导思想,遵循活态保护、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以加强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国争议的诉讼解决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国争议将日益增多,争议的解决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法保护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争议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国争议的解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法视角下"水下文化遗产"的界定

水下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含的考古、历史和文化价值对人类掌握自身文明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法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历了一个从笼统地保护"文化财(遗)产"到专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过程。经过激烈争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首次对"水下文化遗产"作了界定,力图将大部分100年以上的水下遗存纳入保护范围。该定义对加强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著作权保护——集体管理模式的设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群体应当通过制定法律进行著作权保护;对于数字化作者,根据其创作的数字化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按照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进行保护。此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对其进行集体管理,并代为行使相关著作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下面设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由这一财团法人按其设立宗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