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性社会治理——以民法典中行政主体义务性规范为视角

社会治理需要公法与私法的共同参与。《民法典》中有多条规范涉及到行政主体的法律义务,这是民法视角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在社会治理活动的参与。其不仅是民法与行政法的立法衔接问题,也体现了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公法与私法呈现出融合性治理的态势。但公法与私法本身不因融合性社会治理模式而失去各自的边界融为一体,而是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不断探索其中的交叉地带,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

关于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 ,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众说纷纭。考察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 ,应该对传统刑法理论予以继承和发展。立足于单位本质的“具体实在说” ,单位犯罪是包容自然人的组织体的犯罪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是组织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复合 ,据此 ,笔者提出单位犯罪“新复合主体论”的观点 ,主张单位犯罪中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之间、单位中多个直接责任人员之间是复合关系 ,具体体现为直接责任人员相对于单位的依附性和独立性。     

公共治理理念下的应急社会动员

本文阐释了"应急社会动员"的含义,分析了突发事件的特点以及开展应急社会动员的必要性,探讨了社会动员对于我国完善应急管理的意义,论述了公共治理理念在应急社会动员中的应用,并对如何开展应急社会动员进行了思考.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技术与制度:以上海市A区城市综合治理“大联动”为例

文章把协同模式看成合作性的制度,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协同模式的变迁。协同技术创新通过何种机制改变协同制度?文章以上海市A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机制为案例,探讨信息技术应用和工作流程改造是如何重塑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模式的。研究发现,有效协同制度产生的关键是协同条块部门的理念和利益,构建广泛的理念共同体和利益联盟。只有当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理念和利益共同体拥护制度创新时,一项推进整体利益的制度创新才能推出、持续和巩固。协同技术创新通过重塑相关主体的利益偏好、改变行动者力量对比、降低变革成本以及强化问责机制促进协同制度或模式的变迁。研究的理论启示是,开放的公共管理学可以更多地运用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协同模式的差异和变迁。     

公共治理背景下的行政执法权配置——以控烟执法为例

在公共治理的背景下,要求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控烟执法领域兴起的多部门执法看似符合公共治理的要求,但实则是一种倒退。从公共治理的本质来看,将同一执法权分散给多个部门的执法权配置模式并不符合公共治理的要求。要实现公共治理,确立集中执法+部门协同的执法权配置模式才是正确的选择。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公共治理道路：社会公平角度

本文首先就农民工的高度流动性使其养老保险在给付待遇上的不公平分析，探讨了我国养老金转移接续政策的合理性，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相关原则，并就公共治理政策角度提出了相应建议。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理念与制度创新

"治理"理论是对"管理"理论的超越,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具有必然性。实践城市治理,需要立法推动,但我国这方面的立法尚不健全。《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是我国城市管理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其主题是行政创新、精髓是城市治理,创新主要是:创新了理念原则;落实了公众参与;规范了传统难题;推进了柔性管理;加强了程序约束;完善了责任机制。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之实践路径——以泉州市为例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充分表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的关键领域.泉州市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明显上升,但实践中依然面临权责不匹配、财力不足、人才资源不充分等困境.为此提...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景下的农村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研究——基于J市的实证调研

居家托养服务具有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等特点,与观念较保守且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村残疾人家庭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涉及服务提供者、生产者、监督者和消费者四方。当前我国农村残疾人居家托养存在以下问题:服务提供者设计的政策一刀切且不能有效满足残疾人的需求;符合资质的服务生产者过少且专业化水平较低,与残疾人争利现象凸显;各层次监督主体缺位,尚未形成规范的监督和评估体系;服务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缺乏充分的认识,在居家托养服务过程中仍较为被动。应建立和完善农村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保障制度,促进居家托养服务规范化;优化农村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政策,实现居家托养服务个性化、精准化;培育助残服务生产者,推动居家托养服务社会化;强化对服务生产者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实现居家托养服务可视化、科学化。     

论民事虚假诉讼行为胆完善——以一个案件分析为例

近年来,民事诉讼领域虚假诉讼现象逐渐引起了法律界的关注.虚假诉讼行为人通过编造虚假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骗取法院判决,严重扰乱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为有效预防和规制民事虚假诉讼行为,应该及时修改现行<刑法>,对该行为规定专门的罪名.     

关于行政征用公共目的性的思考——以土地征用为例

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制度的核心,但这一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使之难以合理判定。不同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各具特色。我国宜借鉴国外经验,综合考量某一利益自身的性质、被征用财产的利用目的、利用后果及特别时期的特定需要等因素确定公共利益的实体内涵,并加强征用程序的民主性与公开性,以客观形式限定主观利益评价的形成。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路径、成效及限度——以顺德区容桂街道为例

基层民众多元化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张力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容桂街道通过主动引入和培育社工组织,不断地挖掘民间力量,实现政府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的路径来创新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探索出政府+慈善组织共同购买社会服务模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容桂街道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将原来体制内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性社会工作组织来提供,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优化了基础治理结构、满足了民众多元化服务诉求及拓展了基层公共空间。然而,这一改革实践受制于其现实的约束性条件,如居民认可度不够、政府支持不足及社工站独立性不足。     

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定权之法律解释:基于鲁潍案的分析

我国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立权相关条文之解释存在不同见解,鲁潍案裁判要点1及其引发的相关讨论,即围绕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立权之法律解释问题展开。但是,对该案及相关法条的已有讨论,无论是"领域说"与"事项说"之争,还是"积极抵触"与"消极抵触"之辩,均未就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立权提供融贯的解释。应当引入体系视角重述与上位法相抵触,承认地方立法在上位法所确定的框架秩序下享有一定的选择空间,并由此超越"领域说"与"事项说"之争,从宪法-组织法-行政许可法三个层次、授权与限制两个方面整体把握我国地方立法行政许可设定权之规范体系。将这种体系解释应用于鲁潍案,显示它可提供一种比该案原判更为全面的解释框架。     

论网络涉警舆情的主动性应对——以凤凰“9·4案件”为例

随着现代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涉警舆情也大量增加,既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创造了新的机遇,也为公安行政与执法带来了新挑战。应吸取凤凰＂9·4案件＂教训,警察应顺势而为,掌握涉警舆情应对主动权,以塑造警察良好形象。     

正式资源下沉基层的网格化治理——以河北“一乡一庭”建设为例

我国基层治理资源不断增加但边际效应递减,出现了“内卷化”趋势,其原因在于治理资源处于悬浮状态,未能真正地作用于基层社会.对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因基层乡镇司法缺位而推进“一乡一庭”建设,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重构法庭职责,使司法下沉基层,与基层党政联动,共同推进基层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创出了一条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的新路子.基于河北“一乡一庭”建设的启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从为民众构筑平台、输送权威和提供便利入手,深化治理模式的规范性、正式性和普适性,重构以法庭为中心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基层治理“大资源”体系,借力司法改革,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试论立法听证的论辩性—─以重庆市立法听证为例

我国地方人大立法与西方议会立法不同,基本上是抽象行为的立法,其立法听证的核心和灵魂在于论辩性。论辩性也是我国立法听证区别于座谈会、论证会等其他传统的立法民主形式的主要特点。提高立法听证会论辩性要从听证议题的可辩性、双方陈述人的人数、陈述能力,以及陈述的时间、机会的对等性等方面来保障。     

“产学结合”是高校协同创新的重要途径——以日本为例

协同创新是“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反映了当代科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协同创新的“协同”可以有多个层面,多种形式,跨学科,跨部门乃至跨国界.这其中,高校与产业部门的协同,所谓“产学结合”显得尤为突出.“产学结合”在当代日本被看做是科技创新、高校自身发展以及高校为社会经济成长做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日本高校的产学结合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大学与企业联合开展研究活动,即研究过程的产学结合;二是大学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技术、产品为企业所用,即研究成果的产学结合.日本政府在推动高校产学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高校产学结合的手段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通过法律,制定计划,投入经费.日本各高校在产学结合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各高校通过成立负责产学结合的专门机构,将产学结合的活动落在实处,推向深入.     

论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性与社会管理创新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政法工作的重大主题,也是理论界的重大课题。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性得以凸显。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性缺乏足够的关注。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新形势下,对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性和司法行政社会工作,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从实践上高度重视。本文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对新形势下的司法行政社会工作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观点,强调要＂牢牢铭记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性和群众性,牢牢牵住社会管理创新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司法行政社会工作这个抓手＂。文章理论联系实际,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启发性,值得广大司法行政工作者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