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态度研究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发展至八十年代,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态度问题,对态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进展,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理论,并且这种发展变化将不断持续下去。在态度研究的各方面已经非常丰富的今天,本文旨在对态度研究的过去,将现在和未来进行一次较为清晰的论述。     

浅谈确认死亡的立法

在现实生活中 ,偶有因确认死亡而引起的纠纷 ,比如曾经就有过送殡仪馆后“死”而复生的案例报道[1] 。笔者在实践中也处理过类似的案例 ,如车祸现场交警在没有法医或医生到场检查的情况下通知殡仪馆将事主收殓 ,香港媒体也曾猛烈抨击过 ,认为“交警充当死亡判官草菅人命”[2 ] 。“死”而复生的事主还算是比较幸运 ,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 ,每年是否有因错误确认死亡被稀里糊涂的送进殡仪馆或太平间就无从考证了 ,随着低温冰箱的普及 ,相信“死”而复生的案例恐怕会越来越少。问题何在 ?笔者认为是由于目前我国缺乏确认死亡的相应的立法造成的…     

免于恐惧的权利:不幸的哲学及其他

在总体实现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预测、把握和规范小康之后的目标和任务,既是发现和整合中国问题的需要,也是重新思考入的价值和意义的诉求.恐惧源于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信任关系的瓦解、人格力量的缺失等方面,同时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安全需要在风险社会的命题下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免于恐惧的权利作为集合型而非具体的权利概念,在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稳定关系上具有方法论的基础意义,为此本文论证,消除恐惧需要从权利哲学的角度反思盲目乐观的幸福哲学,重新把握责任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确立正义的社会结构.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免于恐惧”——以国际政治的视角来解读

安全问题是国际政治领域内的核心议题,但是安全问题不是孤立的,个体自由领域把其形象地描述为免于恐惧,并与免于匮乏一起作为解构稀缺逻辑的结果之一。国家的行为适用于稀缺的逻辑,技术性贸易壁垒正作为免于恐惧的手段与制度设计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来演绎国际经贸领域的稀缺逻辑。     

增权理论视角下老年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老服务需求也将越来越大。对迈入暮年的老人而言,寄希望年老之后能够享受天伦之乐。然而,老年人属于无权弱势群体,特别是独居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更是成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增权理论建立在无权及权力等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增权,对弱势群体进行帮助。增权作为社会工作的新视角,致力于帮助老年人提升权力感、减少无权感,激发老年群体的潜能,提高他们社会参与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自然人死亡的第三种类型:“证实死亡”——以案例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经有关机关证明的宣告死亡类型,其立法本意在于迅速稳定失踪者的法律关系,但是在法律逻辑上却经不起推敲。我国法律应当参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瑞士立法例,引入自然人证实死亡,将之界定为一种与真实死亡、宣告死亡并列的死亡类型,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现行法本身的逻辑自足性,而且有利于迅速稳定失踪人的法律关系。     

浅谈确认死亡的立法

在现实生活中,偶有因确认死亡而引起的纠纷,比如曾经就有过送殡仪馆后"死"而复生的案例报道[1].笔者在实践中也处理过类似的案例,如车祸现场交警在没有法医或医生到场检查的情况下通知殡仪馆将事主收殓,香港媒体也曾猛烈抨击过,认为"交警充当死亡判官草菅人命"[2]."死"而复生的事主还算是比较幸运,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每年是否有因错误确认死亡被稀里糊涂的送进殡仪馆或太平间就无从考证了,随着低温冰箱的普及,相信"死"而复生的案例恐怕会越来越少.问题何在?笔者认为是由于目前我国缺乏确认死亡的相应的立法造成的.     

从人权保护的视角考察宣告死亡制度

统摄现代法治社会的灵魂是人权,为失踪人设置的宣告死亡制度与人权保护紧密相关,人权的绝对性使宣告死亡的设置缺乏依据,而人权的相对性又使宣告死亡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良好制度,严格宣告死亡的条件,合理规定死亡的法律后果,使宣告死亡与人权保护相协调。     

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终身化老年教育

老年化是任何个体都会经历的发展过程和发展任务,但人们普遍存在着对老年人和老年化过程的偏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考察,这种老年化偏见是由一种不公正、具有否定性和排斥性倾向的社会态度所致。要减少或消除这种社会歧视,必须从改变社会态度入手。终身化老年教育就是融入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贯穿人一生的教育活动,旨在帮助人们尤其是儿童青少年了解和认识老龄化问题、消除老龄化偏见和老年歧视态度,为成功的老年化做准备。实施终身化老年教育,必须了解人们已有的对老年化过程的态度,无偏见地看待老年化过程,关注老年人的积极心理品质,建立高质量的代际沟通。开展终身化老年教育对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死亡赔偿制度的嬗变及反思——以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为视角

死亡赔偿制度是侵权法的重要制度,如何处理好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的赔偿问题也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论题。犯罪行为致人死亡,是否应予赔偿以及如何赔偿是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现行立法和司法将其区别于一般侵权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被排斥在死亡赔偿范围之外是基于“立法无明文规定、刑事责任可以替代民事责任、死亡赔偿“执行难”等理由。我们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支持精神抚慰金,以此弥补刑事诉讼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和附带民事诉讼物质损失赔偿对被害人权利救济的不足;同时,立法上将精神损害赔偿引入附带民事诉讼,方能消弭相关法律冲突。死亡赔偿“执行难”实质是一个在司法环节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有待于国家救助制度的最终建立。     

介于意识边缘的内隐理论研究进展

内隐理论是社会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个体按照一种信念来解释人的特性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常识心理学.在对内隐理论的含义、内容、特点、测评工具加以介绍的基础上,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内隐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如何分析中国人的内隐理论发展特点,并结合中国人的认知特点,应用内隐理论的研究成果,改善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研究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实行法律监督,符合人大制度关于权力监督制约的原理,不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应有的诉讼地位和独立性、权威性,体现了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要求,具有基本法律依据。开展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应遵循严格限制并减少死刑、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公共利益、公平、及时、突出重点等原则。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中的诉讼地位不是公诉人,而是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备案审查、受理申诉控告等启动监督程序。监督的主要方式包括提出案件意见、派员列席审委会会议、派员出席法庭或听审活动、抗诉、纠正违法以及立案侦查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等。     

Impact of Juror Attitudes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on Juror Evaluations of Guilt and Punishment: A Meta-Analysis

This literature review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examining how the attitude a potential juror has toward the death penalty impacts on the probability of favoring conviction. The summary of 14 investigations indicates that a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 the death penalty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willingness to convict (average r = .174). Using the binomial effect size display, this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death penalty translates into a 44%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a juror favoring conviction.